少年吴名的死亡显然给整个学校蒙上了一层阴影。无论是校长还是吴名的班主任，在接受采访时都显得心事重重。“开庭前一晚我没睡着。”班主任说。校长的情绪也很低沉，他说，今年以来一直忙于应付这个官司，吴克林索赔的32万元对于学校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记者了解到，因为房屋租金较低，位于城市边缘的长店村居住着大量的进京务工人员，他们的子女基本都选择在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校长说，学校一直很重视安全问题，在显著位置都贴着相关规定，班主任日志每天都要有相关记录。而且，每个学生在入校之前都要签署一份《安全协议书》。

　　班主任告诉记者，关于安全协议，她曾经让吴名3次带回家让吴克林签，但吴克林从来没有签过，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

　　记者看到，安全协议上写着，“凡在校外，一切安全事故和意外所造成的后果，由家长承担，与学校无关”。

　　就学校反映的拒签安全协议一事，记者和吴克林核实过。他的说法是，“没听说过有什么安全协议”。

　　而对于吴克林在庭上所说的每天接孩子放学，学校方面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

　　“他家离学校也就几百米，从来不接孩子。”班主任说。她向记者出示了两份“学生家庭基本情况登记表”：关于吴名的回家方式，在“自己回家吃饭”一栏里划着勾；而在吴名的妹妹的登记表里，在“家长不接跟随哥哥或姐姐一块回家”一栏里划了勾。

　　打工子弟学校的法律顾问安胜慧告诉记者，打工者由于生存压力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再加上孩子较多，疏于管理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打工子弟学校的安全教育应该是学校和家长双管齐下。“其实没有哪个学校愿意发生安全问题，因为学校一旦出了事名声就毁了，没有哪个学校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一场关于学校安全事故的讲座吸引了北京二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校长们都很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但大家讨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学校如何澄清责任上

　　少年吴名落水死亡事件发生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召开了一场为打工子弟学校的举办人和校长开设的一场讲座，主题就是“学校安全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这一讲座吸引了北京二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还有两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特意从河南赶过来。

　　在这次讲座上，吴名事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但不少讨论意见集中在学校如何澄清责任上。一位校长说，“以后开完家长会，家长领孩子走了也要签字，省得家长不认账”。对于“家长不签安全协议怎么办”这个问题，一位校长说：“可以将安全协议寄出去，有了邮局的回执以后打起官司来也不怕。”

　　从河南赶来的两位校长，也一直为学生安全问题所困惑。

　　来自河南省登封市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吕五卿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当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一名学生半夜被人绑架了，至今生死不明。

　　来自河南省鹿邑县的张海军校长告诉记者，他的学校有两千多名学生，在河南省算是中等偏上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安全问题一直让他很担心。去年4月，有个孩子在楼道里玩耍时摔下去死了，家长一直在和学校“闹”要求赔偿。但张海军认为，“孩子的死不能完全由学校承担责任，应该由家长和学校共同分担”。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流动人口子弟一直呈增多的趋势。记者从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了解到，2000年，北京市适龄入学的流动人口子女数是9.8万，2003年增长到24万，到2006年9月已经达到37万。截至2006年年底，北京市有 56所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经过批准，到现在已增至69所。

　　毫无疑问，流动人口子女的安全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但对于那些已经遭遇事故的人们来说，心中的痛楚或许永远难以抹去。“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了。”吴克林说，儿子死后，这个想法就一直盘旋在他脑海里。 　　本报记者 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