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见解不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自由、民主和平等。”问起什么是“燕大精神”，燕大人大多会这样回答。而入学时校长跟新生握手，也被不少校友视为燕京大学“平等”精神的一个标志。

　　对蔡公期来说，这种“燕大精神”影响了他整整一生。在与司徒雷登握手10年之后，他成为北京二中的校长。在迎接4个班200多名新生时，他也会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并握手欢迎他们。直到后来班级增加到8个，学生接近500人时，他才不得不停止。

　　在老人们眼里，“自由”精神则从燕京大学一建校就已经开始。司徒雷登一上来就废除了“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学生也不需要上政治课，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可以读到英文版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清华的地下党要过组织生活时，不少时候会跑到燕京大学校园里来。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在燕京大学里小范围宣讲。

　　在燕园之内，各种团契(意指社团)相当多。“一些团契‘很左’，一看就是共产党，原来真是共产党。”赵寰笑道。即便如此，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教会大学的校园里自由活动。何宝星回忆，各个团契“政治上见解不同，但并不因此影响大家的感情。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抗战期间，有200多名燕京大学学生选择了奔赴解放区，另有数百人选择到重庆大后方，但不管学生选择去哪里，司徒雷登都会接见他们，为他们饯行，并给予同样的路费资助。在蔡公期看来，司徒雷登这样做是坚持他创办燕京大学时的目的——“要为中国培养有用人才”。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司徒雷登把校训改成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直到 1945年才恢复。这期间，蔡公期曾随燕京大学南迁到成都。在蔡公期看来，校长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人只有获得自由，才有获得真理的可能。

　　在燕京大学的6年里，蔡公期也充分体会到这种自由。1940年，他考上燕京大学医预系后，被查出患肺结核病，推迟一年入学。入学后，他在医预系学习不久，便又转入化学系；在化学系学习一年后，他又转入社会学系。“这样自由转系，在今天的大学里可以想象吗？”他反问道。

　　转到社会学系后，他发现，老师会鼓励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到北京的天桥上，去调查罪犯和妓女的生存状况。“那时候是真正的学术自由。”燕京大学校友黄华在回忆燕大生活时，曾这样向蔡公期感叹。

　　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被渐渐淡忘

　　但燕京大学的办学历史到1952年终止了。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他不久前欢送到解放区的学生则重新回到了燕园。46学号的黄宗洛回到燕京大学，给校友们表演了戏剧《血泪仇》和《刘胡兰》。何宝星回忆，见到同学们时，黄宗洛告诉对方，“叫我‘黄河’。”“黄河”是他为自己新取的名字。也正是在演出那场《刘胡兰》时，何宝星和他的同学们，第一次见到了真铡刀是什么模样。

　　接下来大家开始忙着“三反”、“五反”、“下乡土改”。1951年，在校的学生们，开始批斗当时的校长陆志韦。

　　到了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的各个院系被调整到其他几所大学，校园则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也开始渐渐被淡忘。

　　校友会成立后，前些年聚会时，几乎每年都有人提议重办燕京大学。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大势所趋”——“即使有了地方有了钱，谁来办这个学呢？叫别人来办，那还是燕京大学吗？更何况在燕园里面，北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燕园里曾经有个燕京大学。”

　　但在燕大校友的心里，这分记忆，正变得越来越浓。

　　蔡公期至今难忘司徒雷登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亲切和教育家的风范”。“在燕大33年的办学历史中，注册学生9988人。其中培养出院士53人，各个学科奠基人91名。”因为编写燕大校史，蔡公期对这些数据已经烂熟于心。最近这些数据又得到更新，因为一名校友刚刚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忆了。”何宝星说。《燕大校友通讯》最初只有32页，一年出一本；如今，已达到100页，一年需要出三本。稿子越来越多，这也让何宝星为难。不仅如此，他每期还需要留出越来越多的版面，来刊登校友的讣告和悼文。而校友通讯也从一开始印刷3000多份，降到现在的2400多份。

　　有些通讯也无法寄达校友的手中。寄给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母亲赵兰坤的校友通讯以往没退回过，但最近这次被退了回来。

　　老校友们大多不会上网，为了及时传送稿件，往往需要委托儿女从中帮忙。在与校友的儿女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何宝星也能明显感觉出对方的不耐烦，这偶尔也会影响何宝星的情绪。

　　但他已经看得很开，“代沟已经形成，观念不同了”。他发现自己的儿孙们，也很难对燕京大学产生兴趣。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外孙女，对燕大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尽管当年根本没有上过政治课，这些老人依然非常关心政治，校友们聚在一起时，谈论的多是国际问题，他们戏称“好像在开联合国大会”。但他们无奈地发现，身边这些在大学里没少上政治课的年轻人，“更多关心的却是吃喝玩乐”。

　　90周年校庆这天，不论是在临湖轩里座谈，还是在贝公楼下寒暄，多年未见的老校友们谈论的依旧是“制度问题”和“国家形势”。

　　一位81岁的校友走进贝公楼，从轮椅上下来，推开前来搀扶他的儿子，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栏杆爬上二楼庆典现场。总共24级台阶，他足足爬了10多分钟。他的儿子则拎着轮椅，在老人的身边显得有些尴尬和不解。

　　或许只有老人自己，才能体会燕京大学究竟给自身烙下了怎样的印记。只是这一群老人，最年轻的也已经75岁了。

　　本报记者 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