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

　　2000年12月，新民市在市委组织部五楼召开“一村一名大学生”欢送大会，各乡镇街道的主要领导都被叫来参加。新民市原市委副书记郭德友主持会议，有十名“一村一名大学生”代表，胸戴红花坐在会场前排。

　　“三年后，可以根据个人政绩，择优录取为乡镇领导干部或普通工作人员。”郭德友的讲话令在座的大学生村官感到兴奋。

　　与吴冠群不同，邢曼丽对“下乡”从一开始就满怀憧憬。

　　那一天，邢曼丽在日记中写道：“会场挂着鲜红的横幅，市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会下，一张张和我同样年轻的脸上挂满着笑容。虽然在座的我都不认识，但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邢曼丽被分到了20公里外的兴隆镇新立屯村。会后，邢曼丽坐上兴隆镇领导的小车去了一趟镇政府，“认认门”。

　　“你们还年轻，下乡就是来镀镀金，三年之后会有更好的前途。”镇党委副书记邓世民临别寄语邢曼丽。虽然这样的话此前听过不止一次，可她仍然“热血上涌”。

　　更多的信心还来自省、市下发的红头文件。1999年沈阳市下发的文件中，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比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同等条件人员水平，工作满3年以后，可优先录用到乡镇党政机关或乡镇所属事业单位。

　　这样的美好前途，并没有在邢曼丽的生活中出现。真实的农村生活图景，在消磨掉一个娇惯的女孩子的好奇之后，滋生的更多是失望。

　　农村没有水泥城市的繁华和喧闹，只有枯燥和静寂。邢曼丽说，即使是住在镇上，她也怕天黑，看着家家炊烟袅袅，她的心却空落落的。吃的用的，根本没法与城里相比，她常常用方便面、麻花将就对付。从镇上到村里骑自行车往返要走50里路，刮风的时候眼里、嘴里全是沙，她骑不动车只好推着走，经常一路推车一路哭。

　　最初的几年，她一直相信会有“出头之日”，镇上有人要给她介绍男朋友，也被她一一婉拒了。她的想法很简单，干完3年，回城，她要在城里安家。

　　9年过去了，她已31岁，还在村里，孑然一身。

　　政绩

　　下乡9年，吴冠群依旧保留着大学时的习惯：上网、集邮、听摇滚，尤其喜欢汪峰的《飞得更高》。“歌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吴冠群说，“是男人就应该这样。”

　　农村生活的开始，他给村主任当助理，跑腿打杂。后来，计划生育，财务管理，土地调整，征收农业税，甚至调解纠纷，修路搞卫生，绿化道路，他都干过。作为村干部里的最高学历，他还要负责整材料、写汇报。

　　一年后，手脚勤快的吴冠群在村里入了党，并转任村支部副书记。他决心做出更大的政绩，在他看来，有政绩就能早点走出农村，跻身国家干部行列。

　　这一年，葡萄酒市场前景看好，而用于原料的酿酒葡萄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恰好村里的大棚种了多年棚菜，需要换茬，在吴冠群的建议下，村委会决定发展酿酒葡萄。

　　吴冠群主动提出承包40亩作为试验田，他的想法是，为村民摸索经验，也为自己“整”点政绩。可天不遂人愿，开头两年，一亩地葡萄只能产三四百斤，勉强能支付雇工钱。第三年，葡萄亩产达到1200斤，但市场行情却开始变坏，这一年就亏了两万多。此后价格一直下跌，到了2005年春天，酿酒葡萄基本上没人要了。

　　试验虽然失败，但他却因此成了全村的免费技术员。2005年，吴冠群被借调到镇政府工作，“其实就是当临时工”。先在合作医疗办公室干了半年，2006年取消农业税实行村财乡管，他又去镇经营站兼任会计，“经营站负责全镇16个村的现金和总账”。

　　2008年，镇民政办缺人手，吴冠群又兼民政办干事，全镇的低保、五保还有优抚的审批报表等都由他一人整理汇总。

　　至2009年4月，吴冠群已身兼五职，经营站会计、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加上朱屯村副书记、远程教育管理员。“哪个部门有活就到哪个部门干。”吴冠群说，“其实不是缺人，而是别人不愿意干。”在镇上，他因此被称作“万金油”。

　　虽身兼五职，但工资只有一份。“2006年之前，工资一直是每月525元，2006年之后，参照事业单位调至840元，2008年起每月工资948元。”吴冠群说。

　　141名下派大学生中，先后有40多人被借调到乡镇。“大家都拚命干活，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吴冠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