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全国总工会发的一份职工状况问卷调查时，78岁的老校长在上面填的几乎都是“很好”和“满意”。

　　“还有什么意见？”这是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没地方讲我的意见。”老校长认真严肃地写道。

　　他的意见几乎都与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有关。老校长搞了一辈子教育，在当大学校长时，他算是敢说敢做，常针砭时弊，曾因为反对伪科学而在科学界有些名气。

　　后来，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再后来，在院校合并大潮中，他的大学和另外两所大学被合成了一所部属“211”重点大学。

　　孩子们以为，学校和职务都没了，父亲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关心教育。七八年来，学校的意见征求会，也不再邀请这个老领导参与。但白头发的老校长，一有机会跟人谈的，除了教育问题，还是教育问题。

　　我愿意作证，并承担后果

　　9月6日下午在北京的这场讨论会，就来自老校长的争取。这原本是一场以“科学与无神论”为主题的会议，会期一天半。

　　但在接到参会邀请时，老校长提出：“能不能拿出点时间，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专门讨论一下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的问题？”他对眼前的一些腐败问题，“实在看不下去”，需要找个地方来说说。

　　会议主办方同意了他的请求，会期延长半天。

　　讨论会上，老校长讲的都是自己了解的一手资料和亲身感受。狭小的会议室里，不时弥漫着愤怒的气息。讲到一些“太不像话”、“太说不过去”的地方，老校长会提高声音做出手势。

　　这些年来，老校长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大学教师找过自己。他们主要来自老校长身在的那座高校云集的省会城市，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地方，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人。他们想告诉老校长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位教授告诉他，自己正忙于为政府机关中的某主任写专著。另一位教授则向老校长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教授指导几名学生做课程设计，后来发现指导教师却写成另一位老师。他问为什么，有关领导说，那位老师要申报“名师”，由于教学工作量不够，便“借用了”教授的工作量。

　　老校长看到一名研究生忙着写论文，便问，“你的论文数还不够吗？”“我自己的已经够了，现在写的是导师要我代某企业的某领导写的文章。”研究生答道。

　　而在老校长自己的课题组里，也曾出现副教授让自己的学生代写论文的事情。课题组里的一名研究生因为作弊无法毕业，学生家长直接在电话里质问老校长：“你们的老师还让我儿子帮他写论文呢，凭啥不让我儿子毕业？”

　　老校长对这件事情做了严肃的处理。“碰到这些事情我就火透了！”在宾馆房间里，他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里。

　　不过，在讨论会上，他还是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一直以来，老校长拒绝说出任何一个找过他的人的名字。他担心说了名字，“就再也没有真实情况的信息来源了”。他更为担心的是，一旦说出那些研究生的名字，“这些年轻人就彻底毁了”。

　　而他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理由很简单——“年纪大了，想安静地思考些问题”。但他随即强调道：“如果法律上需要我就所说的事实提供证据，我绝对会出来作证，承担后果。”

　　或许是对老校长的性格有所耳闻，那些经历过学术腐败的人，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

　　“他们也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很不好，但没有办法，内心很无奈。”老校长边说边摇头。

　　从“难以容忍”到“忍无可忍”

　　因为看重这场与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有关的讨论，来北京之前，老校长给不少人打过电话。他们中有这些年来报道过学术腐败事件的媒体记者，也有关心学术腐败问题的学者。

　　“一听说还有新闻媒体参与，就发怵，不少人说自己临时有事。”老校长无奈地说。他解释，之所以把媒体找来，是因为觉得自己老了，需要介绍一些情况，供有精力有兴趣的年轻人去调查。

　　而老校长现在所在大学的校长，也因为涉嫌论文剽窃，正陷入一场风波，被媒体所关注着。

　　“不能让这个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说话的是另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讨论会上，听得最认真发言最多的，也是这几位白发老人。

　　教育部门有领导曾声称，对学术腐败要采取一票否决的制度。“这么多的校长、副校长接连出事，他否决了谁啊？”有位老人质问道。

　　今年年初，老校长被学校某学院的学生会邀请去做讲座。老校长只给他们讲了一个话题，“什么叫学术”。他希望年轻的这一代，要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这很重要！这样才有坚持的动力。”他高声强调道。

　　他坚信大学里必须学术至上，但他听了太多有关学术的荒诞故事，他害怕眼前这群刚上大学的孩子，会在“金钱挂帅”下见利忘义，“没有独立的人格，那就完了”。

　　老校长喜欢打桥牌。有一次打牌之余，他跟一位年轻副教授闲聊。

　　“最近在忙什么啊？”老校长问。“忙考试。”对方回答。

　　老校长有些纳闷，便追问道：“你都博士毕业评上副教授了，还考什么？”

　　“代别人考啊，可能以后还得替他写毕业论文呢。”副教授笑道。

　　老校长这才恍然大悟，副教授所说的“别人”，是当地的一位领导。

　　老人也看到了他当领导时所不曾看到的一些场景。有人为了评教授，提着个小包，装着礼品甚至是红包，在全校到处跑。还有人亲口告诉他，自己连续评了3次才评上，前后送了3回红包。

　　老校长曾将这些情况向一些高校的领导反映，有些高校校长则告诉他，“现在这些情况没办法收拾，你这么大年纪就别去搞了”。

　　但他不肯就此放弃。来北京时，他带来了一堆材料，几乎全部与学术腐败有关。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拿着一些与教育腐败有关的材料，去咨询了一位知名律师。

　　“这些腐败现象会伤筋动骨，会影响我们的灵魂的！”老校长这样解释自己的坚持。这些现象，他在任时难以容忍，退下来了依旧忍无可忍。

　　正是基于此，他才要求在这场与教育几乎无关的会议上，就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