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毕竟是一个正确的开始

　　过度简单化的运用甚至是“滥用”，让SCI在中国弊病丛生。而对这个话题不断的讨论，也使这场与“SCI之父”的见面会，带上了一些愤怒的焦灼感。

　　有人提出，不仅发表SCI论文会受到奖励，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发表SCI论文的数量不够，还会受到处罚。在高校里，没有完成发表“任务”的老师，轻则影响涨工资、评职称，严重的甚至会面临“下岗”。

　　在这样的背景下，SCI几乎成了“衡量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在生存的压力下，很少有人还会沉下心来做那些需要长期研究的高质量项目，科研人员只能“不遗余力地发表文章”，甚至有人戏谑地把这种行为称为“在期刊上灌水”。

　　人们似乎忘了，SCI创立的初衷，其实正是一个让人“沉下去”研究的文献检索工具，它本来与学术水平评估没有关系。

　　在SCI的检索系统里，如果输入一篇论文，不仅能够找到它所引用的参考文献，还能够查阅出，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有哪些文章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新的研究。这样，科研人员就能够从繁杂的文献中，梳理出一个课题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这不仅可以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思路和灵感，更能了解学界最新进展，保证自己研究的创新性。

　　不过，自从被创立之初起，人们就对SCI检索之外的功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建立SCI数据库的过程中，为了让检索更有效率，加菲尔德选取了在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期刊，收录在SCI数据库内。结果，这一动作为SCI开辟出了新的用途，“被SCI收录”也成为衡量论文是否“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标准。

　　在与中国出版界的交流中，加菲尔德曾经听到期刊编辑抱怨，中国的作者总是把最好的文章发表在国外的期刊上。

　　“这是没有办法的。”加菲尔德说。一些SCI所收录的期刊，具备高可见度、国际化的特征，并且被整个科学共同体所认可，而在中国，还没有期刊具备这样的影响力。

　　祖广安在发言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国家目前缺乏评价标准的情况下，SCI毕竟是一把尺子。当然，这合理不合理，还要另说。”

　　显然，来参加见面会的多数人希望从加菲尔德这里获得批评“不合理”现状的有力支持。但他们有些失望，期待中“‘SCI之父’抨击SCI现状”的场面没有发生。

　　一名记者重复了两遍自己的问题，希望加菲尔德能够评价一下SCI在中国高校中的畸形地位：“研究生要发表SCI论文才能毕业，您觉得这合理吗？”

　　老人还是耸耸肩膀：“嗯……至少，如果要保证教学质量，发表SCI论文总比没有发表SCI论文要好吧。”

　　他坚持，中国目前关于SCI的规定，有一些是有意义的。在美国，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使对于一半的博士毕业生，毕业后的工作可能与科学研究无关，但如果作为一所“追求很高的教学质量和学生质量的大学”，那么对发表SCI论文的要求是很正常的。

　　“尽管会有一些不合理，但这毕竟是一个正确的开始。”对于SCI在中国的发展，加菲尔德的评价充满了乐观。

　　只是，乐观的美国老人尽管已对SCI在中国的“变异”有了相当的了解，但他恐怕仍难以真正进入这个幽暗的世界：

　　一位大学校长，用相同的手段进行毫无创新性的研究，在3年内，为自己创造了130篇SCI收录论文的“佳绩”。

　　一些学术期刊，为了提高自身的影响因子，要求论文作者大量引用本刊的文章，而这种“自我引用”，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公开的秘密。

　　……

　　无论如何，在中国，只要投身科研工作，SCI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甚至在加菲尔德来华之前，主办方发放的活动通知，也以这样一段话作为开头：“从考博到毕业，从找工作到评职称，从申请课题到写结题报告，乃至地方、省部、国家各级评奖……SCI影响着现今中国科研界的每一个人。” 本报记者 付雁南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