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哪学期捐助不足怎么办？

　　“不足的部分，还由全部的家长分担承担。因此，以后的学费是不固定的。”

　　学校采取“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目前五个年级都是老生，目前学校无偿使用着原公立学校的校舍，区教育局还配备了不少于1／3的公办教师、并提供不少于1／3的公办经费和生均补贴。所以目前学校90%以上都还是政府投入。

　　“随着老生不断毕业，政府这块蛋糕会慢慢变小，还需要社会力量持续增加投入。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农民工家长的支出尽量接近零。”黄瑞华说。

　　学校靠“善心钱”生存，怎么保证资金安全干净地运行？

　　“学校依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公开透明财务管理，资产是大家都给学校，不是谁个人的。学校定位是非盈利的。”新公民学校项目官员上官利青解释。

　　“与民办学校的区别是，钱只进入学校，没有股东分红这一块。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从中分红、营利或取得任何回报。”

　　“公有民办”模式下的规则是，学校的财务每月向理事会汇报，校长每学期向理事会汇报。

　　理事会的成员是前述五个出资方及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代表，还有校长、教职工代表和其他重要捐赠人。实行一人一票制。

　　理事会和校长分开运作，互相监督。

　　校方不收取、管理捐款，两个面向社会的捐款账户由人民教育基金会、共青团龙湾区委管理。

　　“校长不会管钱，也不会到处跑拉钱。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内部教学管理，就是把教师积极性和能力提升、把学生整体素质提升。”黄瑞华说。

　　在校门口，原“沙城镇第三小学”的牌子和“新公民学校”并列挂着，黄瑞华说一直不会摘下来。“这是标示我们的学校不管怎么去办，最后都是归于国家的资产。”

　　20年前100万儿童失学在农村，今天100万失学在城市

　　2003年，全国妇联调查发现，有100万进城农民工子女在进城后失学。

　　20年前，也有这么一个“100万”。当年希望工程调查，农村贫困地区有100万孩子失学。

　　“以前发生在偏远的农村，现在是大中城市。20年以前农村孩子失学是因为贫困，今天农村孩子失学，是因为转型期的教育不公平。”徐永光说。

　　温州市龙湾区的67.8万总人口中，外来人口已达37.3万，超过了本地人口。据统计，目前当地公办小学中的农民工子女人数也已超过本地生，占总数近六成。即使这样，仍有近一半的农民工子女就读在条件较差的民办学校，这些校舍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去年龙湾区政府下决心打击，取缔了16所非法民工子弟学校，却又带来了需要分流的6000多名孩子。

　　但目前的状况，已是地方政府财政所能背负的极限。“财政压力太大了！”龙湾区教育局局长陈建淼说。

　　是不是政府应该全部包下来？徐永光认为，这样的要求并不现实。

　　“自从去年全免费以来，公立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实际上在倒退。以前是偷偷让农民工交钱把孩子送到这里，现在不能这么干了。于是纷纷提高门槛，要求‘七证’、‘十证’，把农民工子女往外赶。”徐永光说。

　　“就算政府有钱，政策宽松了也会出现洼地效应。”这样的后果已发生过了，在温州的瑞安市。

　　在中央“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出台以后，瑞安市曾宣布，进城农民工的孩子由公立学校全部接收，但很快就 “招架不住”了。“不光是农民工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带来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都过来，根本无法招架，最后打住，还得设门槛。”徐永光说。

　　“原因还是教育资源不足问题，而教育资源又落在经费不足上。”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民学校项目总监张治中说，“这一困难目前在公立、私立学校，都是无法轻易跨越的制度尴尬。”

　　追问新公民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千米而不用里做单位呀？”在黄瑞华的数学课上，孩子们有一次这么问。

　　这位每天早上六点多出发、开一小时车赶到学校的新校长想了想，反问：“就像大家在一个班，如果你说自己家的湖南话、山东话、四川话，互相能听懂吗？那我们该说什么呀？”

　　“普通话！”孩子们马上大声答道。“对，所以我们要统一用千米啊。”

　　在这所处处挂着孩子们红黄蓝绿的蜡笔画的“新公民”学校，校舍还是老校舍，教育的方法和思维却悄悄地“新”了。

　　“常规教育计划与公立学校一样，但南都的资金会投入额外的学生素质拓展项目。”上官利青说。比如“君子动手不动口”活动，让孩子在社区发传单宣传环保，孩子自己需要向别人宣传，他就会明白自己先要这么做，引导起“以身作则讲公德”。

　　“新公民的概念是相对的，我们这一代对爷爷辈来说都是新的公民，孩子们相对我们又是新公民。我的理解就是要培养能融入社会、能走向世界的新公民。”黄瑞华说。

　　开学前一天，全体老师参加了一天“拓展训练营”。在鼓周围系上十几条长绳，老师们拉着鼓在半空中上下振动，配合得好，就能把鼓面上的球弹起来。有一人用力不均，球就会弹歪或滑掉。

　　原本就在三小教科学课的施老师笑着说：“我教了十几年书，从来没见过这种训练。这个好，很有团队的体会。”他们组原本一下都弹不到，最后竟弹了一百多下。

　　“现在你能感觉到，老师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黄瑞华说。

　　“希望工程是面向偏远农村的，人们都积极性那么高，农民工的孩子们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地方和企业的发展也都需要依靠这些孩子的父母，怎么不能伸出援手呢？”徐永光说。

　　“现在都是办教育的人自己在呐喊教育、关心教育。其实，应该是教育的人安心教学，全社会来关心教育。”黄瑞华说。

　　“许多孩子早晚也要留在城市的，帮助他们也是帮自己。”徐永光说。 本报记者 庄庆鸿 实习生 蒋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