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陈永江所在的学校校园网上，有网络跟帖认为：这种举报是“吃里扒外”。

　　“外界不穷追猛打，谁会自曝家丑？”

　　一年前，湖北一省属高校体育学院副院长杨明(化名)分管学院科研工作。尽管在他任期内并没有处理过学术不端行为，但对学校和学院的相关规定却熟记于心：“学校面子大于天，一旦有举报，小范围处理。”

　　当学校一级接到有关不端行为的举报时，如何处理？记者采访了多所高校，发现程序基本相同：接到举报后，学校领导会责成监察、纪委或学术委员会调查核实，如举报属实，会在被举报人所在单位小范围内公布处理结果。

　　“只要不是校外举报或社会舆论‘穷追猛打’，处理结果的知晓范围很小，就像蜻蜓无意中掠过水面。”张胜多次参加校内外职称评审会和科研成果鉴定会，据他的观察，举报不端行为多集中在职称评定、成果报奖、升官晋级等关键时刻。一旦调查属实，大事化小、“赖着不管”是常用的手段，大不了职称下次再评，不予报奖，暂缓提升。

　　不端行为接连曝光的同时，偶尔有个别大学校长“自曝家丑”。在张胜看来，这恰似一则冷幽默：“在当前体制下，‘自曝家丑’的校长肯定是面临退休或离职，在任的校长承受不了背后的压力。”

　　著名学者方舟子就发现：这么些年来，学术不端行为被揭发后，除了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兴荣教授被指严重抄袭后主动辞职，还没有听说过其他任何一起主动辞职的情况，“胡兴荣还是外籍教师(原籍马来西亚)，内地不但没有听说过谁主动辞职，相反往往还会狡辩，辩护的人也很多，什么荒唐的理由都敢拿出来说。”

　　校方的暧昧态度助长了学术造假行为

　　“面对不端行为不做严肃处理，这是集体功利主义在作怪。”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生邵士权从事高校管理多年，他说，特别是知名学者出现不端行为时，一旦公开处理，人才必然流失；但正是有集体功利主义庇护，个人功利主义才拥有生存空间。

　　在他看来，时下对高校的评价体制，也助长了高校对校内学术腐败行为的容忍和包庇。

　　当前，学术成果与项目、资金等种种优势资源紧密挂钩，为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校方会千方百计地做大学术成果的蛋糕，而对学术腐败行为能忍则忍，能捂则捂。一些学校为了达到扩招、硕博点申报等目的，对学术腐败行为采取默许态度。以至于，一些人的学术腐败行为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校方仍装聋作哑，或低调处理，或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或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方舟子认为，科研造假大量出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科研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大笔资金投入进来。因此现在的造假，很大程度跟经济利益有关。

　　方舟子说，更可怕的是，学术造假问题已不是一种个体行为，某个人得到的好处不仅是给本人的，而且也是给学校的和某个利益集团的。“现在造假获益很大，风险很低，为什么不去造？而且，现在学术腐败跟国内的其他腐败一样，很有基础。很多人痛恨腐败，不是因为痛恨这种现象，而是痛恨没有腐败的机会，如果他们有机会，也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