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贞最终决定“既来之则安之”决定。去年8月底，他一个人带着铺盖卷，来到这所闽北山区最为偏僻的小学。在最初的日子里，除了教课，他还要自己上山砍柴、做饭和洗衣服。

　　当时这所学校还有3个学生。今年新学期一开始，另一个女孩子跟着父母到城里读幼儿园了，这里也就只剩下何家姐弟。

　　虽然人少，课程却不少。按照课程表，每天要上6节课，这还不包括20分钟的晨读和20分钟的写字课。陈衍贞身兼数职，教授包括语文、数学、美术、音乐和体育在内的所有课程。不仅如此，包括校长、教导主任等一切职务也全部由他承担。

　　除了教书，陈衍贞还差不多操办了何家的一切家务事。家里电视坏了，灯泡坏了，都是陈老师来修。以至于村里人都说，这是你们家的老师，也是你们家的电工。为此，村里人还开玩笑说，“你这样手把手教，他们将来要上清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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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的晚上7点，陈衍贞开始备课。在这间28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40瓦的白炽灯泡发出微弱的灯光。夏天的夜晚，周围都是蝉鸣，一只蛾子在不停地打转。陈老师热得满头大汗，索性将蓝色衬衣的扣子解开。

　　他每天都要绞尽脑汁来调动课堂气氛。在上午一节教轻重的数学课上，陈老师用一个废旧的啤酒瓶，两边用尼龙绳捆绑了教学用具，分别是圆锥体和正方体，以此来展示。何国华想了半天，才扭扭捏捏地举出了桌子和椅子的例子，“桌子重，椅子轻”。何国香则拿出语文书和铅笔盒，放在手中掂量掂量，迟疑了一会儿，说语文书更重。

　　“很难很难的！”曾经教过他们的何守良说。这天晚上，他来学校探望陈衍贞。他们是高中的同学，他是溪上村人，曾经在这所小学教书31年。

　　望着挂满奖状的墙壁，何老师颇为感慨地回忆起这所乡村小学的过去。在他的回忆中，溪上小学最为辉煌的时期大概在1986年前后，当时至少有150多个学生。此前，这个偏远小山村还办过初中和幼儿园。

　　“我亲手送出去的大学生就有八九个。”何老师很是骄傲，“最好的一个到厦门大学读书，一个到英国留学。”

　　溪上村村支部书记张永春从小就在这里读书。“当时这里好热闹！孩子们的读书声在对面的山上都听得到。”他看着一个灰色的喇叭说，“我原来还会做广播体操，现在连喇叭都坏了！”

　　当年，不少年轻的师范毕业生都会被分配到这所基层小学。那些老师经常带着孩子们玩击鼓传花和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有时候还会跳起福建民间舞蹈。老师们之间还会谈恋爱，据说如今邵武市的一位副市长，当年就是在这所小学里找到了女朋友。

　　他们描绘的都是“哪里有炊烟、哪里就有学校”时代的教育模式，当时，“村村办学”是农村教育的主流。自从2001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农村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对邻近的学校进行合并，并力推寄宿制学校的建设，许多村小就消失了。

　　在何老师的记忆里，溪上小学就是从那时开始衰落的。早在2000年，这所学校还有3个老师和20多个学生。到了2006年，学校只剩下了12个学生，而且是一二年级的复式班。

　　与之对应的另一组数字是，大埠岗镇差不多有10年不再有新分配来的小学老师。据统计，在编的86名小学教师的平均年龄是49岁。

　　这所曾经得过市级先进单位的学校日渐冷清下来。就在这间备课的办公室里，还挂着1991年6月颁发的奖状，可惜已经被熏得发了黑。桌子上摆放着三角板、刻度表等教学用具，由于长期没有使用，上面蒙着一层灰。

　　虽然时至今日，何守良仍然能够说出跟这所学校有关的一切数字，包括占地面积638平方米和校舍面积424平方米。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我心里很不好受，有时候还会喝点闷酒。”何守良说，“我希望这所学校继续办下去，不然对于边远山区的孩子来说，上学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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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同样感叹的还有溪上村的第一任村支书何老汉：“哎呀，热闹的时候，这里坐满了人，到处是人。”这位82岁的老人不停地强调：“男人在这里打牌，女人聊天。”

　　说这话时，他刚刚从稻田里回来，还穿着黑色的长筒胶鞋，背后的竹筐里放着茄子和南瓜等蔬菜。何老汉所说的“这里”，正是他自家开办的小卖部门口。

　　十年前，这家私营小卖部几乎是溪上村的中心。当时，这个村庄有5家商店，每天的收入在两三百元。如今，这家仅存商店的老板说，一天的收入连20块钱都不到。

　　张永春也记得，当年学校沿路都有小贩售卖东西，诸如冰棒、烤鱼、小虾之类的。而如今，4个年龄至少在50岁的妇女并排坐在石板上，正在收拾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

　　这座闽北山村，似乎是冷清的溪上小学的放大版。走在乡村的石板小路上，几乎也听不到什么声音。除了潺潺的溪水声和偶尔掠过的风声，这个村庄连狗叫都很少听到。只要花上10分钟，你就能把整个村庄逛完。而且遇不上什么乡亲，几乎家家户户都锁着门，过节贴的春联早已褪成了斑驳的白色。

　　如果站在村口，你会发现时光似乎还停留在30多年前。那里有间挂牌为供销社的百货商店。在木质的柜台和货架上面，极不协调地摆放着飘柔洗发水、立白洗衣粉等生活日用品。老板就像过去的国营商店营业员一样，冷冰冰地坐在柜台里面，既不招呼客人，也不招揽生意。

　　就连村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也说不清楚村里还剩下多少人。他们只能大概地说出，整个村里户籍人口有635人，耕地面积668亩，山林面积10000亩。据说，村主任在城里为一家物业公司打工，村书记也把家安在了邵武市区。如今，他们村委开会都要在城里。

　　“没办法，村里稍微有点能耐的人都出去了。打工啊，做生意啊，都比呆在家里强。”张永春解释说。

　　这里也是中国农村现状的一个缩影。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占到了农村总劳动人口的1／3，大约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个数字到2000年年底达到了1.8亿。

　　这些数字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农村常住人口会越来越少，小学的生源也越来越少。以邵武为例，就有31所乡村小学不足10人，它们分布在各个山村里，距离所在乡镇最远的山村有40公里的路程。

　　如果家里有能力的话，何国香姐弟俩也不会在这里读书。他们的父亲何伙应61岁了，由于小时候玩火导致喉咙沙哑，直到40多岁才娶上媳妇。娶来的邻村女人不仅是智障者，而且右腿有残疾。

　　这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山上七八亩毛竹林。本来，这还能够带来上万元的年收入，但身高不到1.5米的何伙应没有什么力气，连根胳膊粗的毛竹都搬不动，只能雇人来做。据张永春介绍，这户人家年收入不到4000元，目前享受村里最高的低保，每个月拿210多元钱的国家补助。

　　“我没有办法到外面去，我老婆也是个废人！”站在靠亲戚接济盖起来的房子里，何伙应叹了口气。

　　这个特困户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就成了方方面面都必须面对的难题。何国香虽然属于智障人，但年龄仍然在九年义务教育范围内。另一个孩子何国华刚刚上一年级，年龄实在太小，无法到镇里住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