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办学深深影响了钱学森

　　在钱学森中学时代的6年里，他虽没有跳过级，但是博览群书，知识丰富，德智体美均衡发展，为以后的大学、研究生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钱学森回忆母校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教过他的老师。他时常回忆起中学时代的情形：

　　“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儒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讲附中那时的情景，有点像神话，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

　　给钱学森留下很深刻印象的是教几何的傅仲孙老师。

　　一次，傅老师说：“你只要承认公理，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他一再强调，这样的理论在中国是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拿到火星上去它也是如此。钱老回忆，傅老师为了强调几何理论的正确，还诙谐地说，不但人相信，鬼也得相信，连鬼的儿子都得相信。

　　钱学森后来认为，在初三年级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明白什么是严谨的科学。

　　大师的培养模式能否复制

　　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已经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了，也有人悲观地说“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么，既然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曾经培养出了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巨人，那么这样的教育理念能否复制，当年培养钱学森的理念是否过时了呢？

　　“其实，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各类人才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刘沪说，也就是，各种资质的人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比例现在和过去是差不多的。按照刘沪校长的理论进行推论，过去能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现在也应该能培养出大师。

　　但是，大师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呢？

　　“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诚、爱、勤、勇’。”刘沪说，校训所提出的四个方面是一个优秀人才的必备人格特征，“没有一条直接与分数、升学相关”。

　　这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

　　刘沪分析，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的教育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所提倡的竞争意识、独生子女政策下父母对子女更高的期待、全社会的舆论环境以及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教育变得更加功利了。

　　学校的北大、清华录取率不高，没有考出个状元来，社会就会觉得“这个学校不行了”，学生考试没考好，哪怕是一次没考好，学校和家长都会不答应。

　　钱老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善于主动学习，而在如今这种分分必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下，学生哪有时间博览群书、醉心实验呢？

　　人们忘了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我们现在太强调‘不能输在起点上’、‘不能输在跑道上’，但其实，只有真正跑到终点的才是胜利者。”刘沪说。

　　晚年的钱老，始终关心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关心着杰出人才的培养。温家宝总理2006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 ‘冒’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钱老的关心，总理的焦虑，正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按照钱学森的教育理念，西安交大办了钱学森班，以期能培养创新人才和大师级人才。而先生一直忧心而且一直反对的中学教育的唯分数论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也许是钱老一生最大的遗憾。

　　大师走了，他的遗憾成了留给我们后人的一道待解的难题。

　　本报北京11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