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做人方面，还有哪些是您印象深刻的？

　　答：钱老经常说：要审时度势，办不了的事情你不要勉强，办得了的事情你要下定决心，坚持不懈，毫不放松。比如，东风二号第一次发射出问题后，让钱老负责故障分析。他就把控制系统的人员组织起来，说：每个星期四下午我来听你们汇报，我们要在控制问题上杀出一条血路来！此后，甭管有什么事情，每个星期四他都按点就去，后来终于把控制系统的问题解决了。

　　钱老去世后，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也在纪念他，其中钱老的好友马博先生说：他最佩服钱学森的，就是他的毅力，他认准一件事情一干到底，绝不半途而废。

　　人才培养

　　共同寻找“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问：钱老在晚年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答：人才培养问题是钱老晚年一直思考和忧虑的。他多次说过：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些年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成绩也不少，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站在最前沿的大师级人物。

　　问：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名给新任教育部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

　　答：我跟了钱老这么多年，我感觉他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一直有不同的思考。解放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对大学的学科设置、课程安排进行了大调整，产生了许多弊端。钱老回国后不久就注意到这一现象，说：怎么我们大学的样子都变了？清华、上海交大不像原来了，专业分得很细，培养出来的都是“专家”。要知道在美国“专家”是个贬义词，如果他们说到谁是“专家”，意思就是说他就懂那么一点点，而且有点死心眼。

　　后来，在钱老和其他科技界前辈的极力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办了中国科技大学，实际上就是按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模式办的。

　　问：您认为“钱学森之问”应该如何破解？

　　答：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答案。我觉得钱老生前关于加州理工学院的谈话给我们某些启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系主任的权力大得很，上什么课、课怎么讲，全是他们说了算，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来不插手这些事。

　　总之，我希望大家都来探讨这个问题，找出答案，使我们的教育逐步改革，能够走到钱老所希望的那个境界！(记者　赵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