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晶晶

　　作文本应是儿童记录观察、表达感情和心声最重要的途径，现在却有可能成为“人生第一次撒谎”的催化剂。

　　“现在的中小学教师在作文教学中教学生‘母亲都是善良的’，所以每个孩子都写了一个虚拟的母亲。”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在一次主题报告会上这样说。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近些年才有的新现象。

　　“小学生写作文只能写好人好事吗？这个写捡钱包，那个写帮人推煤，哼，根本没有的事！老师却说：‘不管真不真，写得好就行了。’我觉得，写文章应当真实。稍有点儿假的，也行；可不能假得太狠了，都脱离实际了！一个班，20个人写捡钱包，还有的写捡小孩儿、逮小偷。最可笑的，有人还写他在公共汽车上逮小偷。我们这儿根本没有公共汽车，纯抄的！”

　　这段文字摘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在1986年发表的报告文学《“邪门大队长”的冤屈》。说这话的人叫赵幼新，当时是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潢川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1班的学生。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疑问却没有过时。

　　在孙云晓看来，作文模式化、说话成人化都是儿童集体失语现象，“因为成年人不相信、不鼓励，孩子也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大脑，不再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这种现象只能带来虚假的思想、苍白的感情。”孙云晓说。

　　“10岁以前的儿童对大人是崇拜的，很容易模仿大人。儿童的文化是模仿文化，儿童的学习是观察性学习。但最可怕的是，成年人不尊重儿童的不成熟性。成年人把模式理解为作文的范式，以此来匡正孩子的表达。儿童在寻求表达方式的时候，成年人给了他一个模式化的传统，剥夺了儿童的表达自由，并不断强化这种模式。”

　　更可怕的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如果这种模式化的表达一再被鼓励被肯定，从而代替了独立的思考，内化为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那么这一代人将会是苍白的、虚伪的、没有想象力的。

　　这并非危言耸听。记者了解到，某高校一名外教让学生完成一篇英语作文，大学生们交上来的作业让他感到非常吃惊，“你们的母亲难道都是一样的吗？难道她们从来没有不负责过？母亲从来就没有自私过？”

　　孙云晓曾做过北京市小学生作文比赛评委，“孩子还是可以写得很有个性的。”他回忆说，有一年的题目叫《我的妈妈》。有个孩子写：我的妈妈像狮子，整天在家里吼叫……“这就是孩子的感受。其实这样有什么不好？他写出了一个焦躁不安、忧心忡忡的妈妈。但这样的作文不可能获奖。很多同学为了写坚强，写‘我的妈妈死了，生活使我不能不坚强’。结果这个孩子的妈妈就是语文老师，也在现场阅卷，正好看到儿子的作文。虽然试卷被封着，但她认得儿子的笔迹，做母亲的感到很悲哀。”孙云晓说。

　　“枉死”的不只母亲，还有老师。“那天，小王老师使尽了全身的力量和我们上最后一节课……可是小王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就患癌症死去了。我们是多么怀念他啊。”有网友总结出“小学作文必杀句”，为了“感人”，很多老师就这样患绝症死了。此外还有“同学们看着清洁的教室，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笑了……”“买东西的时候阿姨多找了2角钱，我低头看到胸前飘扬的红领巾，就退回去了。”“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心里惭愧极了……”

　　这些模板式、表决心式的升华句，时至今日还会在小学生作文中频繁出现。

　　“哪个学生手里没有范文？范文就是集体失语的工具，这是典型的模式化表达。因为我们对于儿童想象力、独特个性的表达是不接受的。”孙云晓说。

　　在他看来，小学生作文“集体撒谎”的原因复杂，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和信息化的社会本来就容易让孩子过早成人化，而传统文化的惯性，比如要尊师敬长、不能写父母不好的事情等观念也会影响到孩子；政治化的倾向也让很多父母心有余悸，他们会要求孩子不要写社会阴暗面。除此之外，孙云晓认为，应试教育才是制造儿童集体失语最强大的体制力量。

　　据孙云晓观察，儿童集体失语最严重的阶段在小学，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写作文和开会发言。“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到五六年级达到高峰。考试成绩越来越重要，这种束缚越来越严重，儿童也就越来越失语。应试教育这种体制的力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严密的评价体系。怎么考就怎么教，我要这样的产品，你就必须按照程序生产，达到标准就是优，达不到就是次品。比如，作文占语文考试很大的分数，其中又会有几个得分点，结构、选材、表达、立意。”他说，“作文是孩子最不敢表达思想的一种写作，因为是最容易丢分的。”

　　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被重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对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1370名学生做过调查，对创造倾向测验所包括的四个维度的平均分进行比较(由各维度总分除以题目数得到，平均分最高为3分)，结果发现，学生们好奇心的分数最高，为2.39，而想象力的得分最低，为2.18。“集体失语让儿童失去独立思考，这样的结果是，我们的下一代不可能有创造力。”孙云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