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救助站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但大多数乞丐是不愿进入救助站的。在他们看来，救助站里生活单一，最重要的是耽误了自己的“生意”。徐洪业为了能真切了解救助站里乞丐的心理，决定走进救助站，与救助站内的乞丐进行零距离接触。“我们希望能进入救助站了解最底层的生活，但被救助站婉拒了。”无奈之下，徐洪业和另一名调查团的队员佯装成民工，企图混进救助站。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问我们的行李在哪，一下子就把我们问蒙了。后来我们就说是出来打工的，还没找到工作，想借救助站住几天才蒙混过关住了进去。”

　　两名大学生在救助站住了三天。“现在和我提水煮洋葱，我还心有余悸。”徐洪业说，救助站里的米饭管够，但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菜谱。“早饭是米饭兑水做的稀饭，午饭是水煮洋葱加米饭，晚上也还是水煮洋葱。”救助站里通常是六七个人住一间房，屋里空气不好，床铺通常是潮湿的。

　　最底层的生存环境让徐洪业难忘，但他也因此收获了第一手的调研素材。在救助站呆的三天里，徐洪业先后接触了来京上访的老尼姑、以跑站为生的女哑巴、为救助站打工的断臂老人、拉坠子兼算命的“兔子嘴”盲人、讨钱治病的淮北父子、人见人欺的小哑巴，腿上打着钢钉的东北大哥、背着儿女出来乞讨的民权老头……

　　在救助站时，乞丐李在玉告诉他们：“真正要饭的都没有进救助站的，除非有什么病啊灾啊或者天气实在太冷没法要钱的时候，乞丐们才会进来，主动进救助站的都是那些钱包被偷或者花光钱来骗车票的人。”

　　深入河南探访“乞丐村”

　　根据调查团结论，北京的职业乞丐中有44.44%来自河南，其次分别是贵州、山东、江苏、安徽、甘肃。而在这些省份中，乞丐又多集中来自于某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村落。调查团把目光瞄准了河南的民权县，因为有70%来自河南的乞丐都集中在这一带附近。

　　调查团选择的几个村庄位于中原腹地，黄河故道经过其北部，是典型的农业村。历史上因黄河泛滥，就曾有人外出流浪乞讨。近年来，村中人口大多外出谋生，其中，青年人多外出打工，妇女、老人多外出乞讨，部分妇女留守家中，从事手工业，日收入不足10元。儿童就学率偏低，至今这几个村中没有考出一个大学生。由于乞讨人数较多，成为远近闻名的“乞讨村”。

　　“外人说这些村十户中有七八户都是要饭的。但在我们对这些村进行调查时，村民们大都守口如瓶，我们只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及街头的孩子口中得知村子里外出乞讨的人不在少数。”徐洪业在走访“乞丐村”时发现，在这些村子中，没有一户像样的企业，村子里基本上见不到年轻人，一些留守的妇女都在纺一种用玉米皮做的绳子，比较能干的妇女一天能纺两斤多，但每斤只能卖2.5元。老人们则多赋闲在家。在这样的环境里，与其没活干，不如外出乞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更何况当地还有着这样的传言，早年出去乞讨的村民，现在都回家盖起了二层楼。

　　在“乞丐村”，乞讨并不叫“要饭”，而叫做“要账”。一位老村民说，“咱这不叫要饭，咱又饿不着，咱出去是要钱，也就是要账，人家给你就说明他上辈子欠你的，要账不是要饭，不丢人。”

　　“根据我们对静默式乞丐日均收入22.5元的调查数据计算，如果乞丐每年用200天进行乞讨的话，其收入为4500元，约为在家种地收入的4倍。”调查团的队员们说，“农忙种地，农闲乞讨”已经成为大部分乞丐村村民的致富经。

　　历时一年半，徐洪业先后深入了解了近50多名乞讨者的生活。在聆听了来自社会最底层人们的倾诉后，徐洪业认为，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其实都有着并不复杂和奢侈的需求。他们当中很多人是由于生病或者家人生病，或者孩子上学才上街乞讨，而这只是为了得到一种安定的保障。他的调查团队也由此提出了建议：民政部门应适当提高短时救助标准，救助站应具备一定的生活环境，城管人员应加强对职业乞丐的认定和管理并对无赖式乞丐开展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集中救助”，以维护正常的城市生活秩序。此外，要严格将“救助”与“管理”职能区分开来，并为其分别制定不同的实施标准。 党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