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SCI论文 校方奖励1万

　　2009年1月，有网友曾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题为《“著名”刊物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灌水榜》的帖子，罗列了2001年至2009年1月20日期间，来自中国的作者在《晶体学报》E分卷上的发文情况。其中的一个排名统计显示，彼时中国发表的9204篇文章的作者，来自中国内地超过500所大专院校，共有24所大专院校发表的文章数超过100篇。

　　方舟子注意到，这其中，青岛某高校一位教授在攻读博士期间，3年时间在该刊上发表了110篇文章，而她的专业与化学晶体没有任何关系，在其后来公开的简历中，对于这一历史则只字未提。

　　事实上，一切可以回溯到更远。

　　亲历学术打假十余年的方舟子介绍，自己2004年就开始接触这类在国外影响因子极低的杂志上大量发文的现象，当时接到举报宁波大学理学院一位郑姓教授的简历中，有这样一串令人炫目的数字：130余篇论文被《SCI系统》收录，2001年以第一作者发表、被SCI收录的论文在化学类论文排序中居全国第一，2001年被SCI文章引用总篇次全国排名第九，1997年至2001年SCI收录论文在2002年被引用篇数排名全国第三。

　　郑教授简历中的这些“硬指标”，无一例外地都连着“SCI”——当下中国学术界最时髦的一个词。

　　方舟子发现，郑教授发表文章的方式，是通过同一模式给不同的金属测序，测出一个，便可作为一个成果发表。而这些文章，大都发在国外一些“影响因子”较低的刊物上。

　　方舟子进一步了解到，每发一篇文章，这位教授都可以从学校获得4000元的奖励。

　　还有更加高产的。武汉某学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共发表65篇SCI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成为2003年度中国被SCI收录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奖励1万元，共计65万元。而他采用的方法和郑某类似，都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方法不停地测不同的化合物的晶体结构。

　　“他们发表论文的速度比得上专栏杂文作家。一篇8000元到10000元奖励，报酬也超过了专栏作家。因此，我认为这些人不该叫科学家了，该改叫SCI百万富翁。”方舟子称。

　　中国高校SCI饥渴

　　2009年12月31日，记者致电在《晶体学报》E分卷上发文数排名靠前的几所高校的宣传部门，相关负责人均称，“听说了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在该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涉及造假的事情”，但都表示没有听说过自己所在学校在该期刊上的发文数在国内高校中排名靠前的消息，学校也没有针对该情况进行调查。

　　其中一所高校的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在给记者的回电中表示，《晶体学报》E分卷的影响因子较低，该校自2006年起开始鼓励师生在高层次的期刊上发表文章。

　　“丑闻震荡的背后，是中国高校对于SCI的极度饥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内知名专家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将SCI论文数作为一种评价体系引入中国大陆。引入该评价体系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研究同一问题，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

　　SCI是“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缩写，是美国科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 arfield)在1961 年创建的一个科学论文资料数据库，收录发表在较重要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的相互引用情况。该数据库不断扩大，到现在已收录了约9000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发表在被SCI收录的期刊上的论文，在国内被简称为“SCI论文”。

　　方舟子认为，强调“SCI论文”有助于鼓励中国学者到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加强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其初衷不可谓不好。

　　然而，就在南京大学最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后，各高校纷纷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上钩，并制定相关的奖励政策，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整个科技界的“SCI崇拜”，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晋升乃至院士评选，都无不与SCI挂钩，SCI由此滥觞。

　　在井冈山大学的官网中，有着这样的表述：学校高度重视科研工作，组建学科团队，强化激励机制。近年来，全校教师共发表论文4297篇，被SC I、EI、ISTP收录338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212部。

　　而此前的媒体报道中，这所2007年挂牌的综合性大学，为了能够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采用各种措施鼓励教师们发表论文，包括职称、奖金等切身利益。同时，学校规定：在《科学》、《自然》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奖励10万元；在该校规定的A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奖励3000元、B类奖励2000元、C类奖励1000元。

　　记者对《晶体学报》国内发文排名靠前的部分高校采访中了解到，SCI与职称、奖金挂钩的情形比比皆是，下发文件表示给予重奖的也不在少数。

　　“SCI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工具，但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方舟子介绍，过分强调SCI其实是一种误区。首先，被SCI收录的同一本期刊中，文章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同时，被收录的不同期刊间也有很大差距，如《晶体学报》E分卷之类，门槛相对就很低。

　　在方舟子看来，单一的导向性必然导致很多科研人员挖空心思增加自己的SCI论文数，或一稿多发，或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发表，或专门找一些被SCI收录、但发表门槛很低的期刊投稿。“评价体系如果只看论文数量，轻视成果质量；只看刊物级别，轻视成果实际价值和影响力，用单一指标来衡量只会变成行政人员的数数了。”

　　方舟子称，一些重点院校已经开始注意到SCI评价的局限性，引入了影响因子的考量，“但这一事件的发生，还是从侧面暴露出普通地方院校相当程度的饥渴。”

　　事实上，被誉为“SCI之父”的尤金·加菲尔德博士首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接受专访时，就已经明确表示，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研水平，应该运用更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

　　一组数据为这场“畸形竞赛”写下了最好的注脚：2008年度中国SCI论文数首次突破10万篇，总数为11.67万篇，较2007年增加2万多篇，占世界份额的9.8%,位列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超越了英、德、日等国家。但是从引用情况看，我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5.2次，与世界平均值10.06次相比，只有一半。 (记者 雷宇 来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