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

　　当了近30年老师，陆平还是第一次被 学生当面批评，而且还是在校长主持的学生会例会上，这让她“当时多少有些不适应”。

　　事情说来也简单：2009年12月最后一周，陆平主持的学校“公民养成中心”，接连举办了两场活动。学生们觉得这周活动安排过于密集，而上一周却什么活动也没有。于是，在每月末的学生会例会上，有学生会的干部当着校长的面，对此直接表达了不满。

　　按照会议的程序，接下来，陆平便向学生解释，原本安排义卖活动的第三周，恰好赶上初中学生的月考，为了不耽误考试，才作了这样的调整。并且，她向学生表示，“中心以后在安排活动的周期上，一定会注意频率和方式”。

　　作为每月一次例会的参加者，陆平直言自己“有压力”，因为“你不知道孩子在会上会说什么”。

　　的确，这样的会议已经举行了将近5年，在与会教师和学生们的回忆里，会议上的议题五花八门。从“室内球场的通风条件不好”，到“学校鱼池的换水不够及时”；从“教师拖堂，没有按时下课”，到“初三的课程过多，占用了学生社团的活动时间”；从“集会散会后的地面纸张无人清扫”，到“检查厕所卫生的学生，最好注意性别”，几乎囊括了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细节。

　　最为“尖锐”的时候，学生甚至直接对校长本人提出了批评。

　　有一次开会，李庆明不断地接听手机，有学生便提出：“希望校长能够尊重我们，开会的时候不要打手机。”

　　李庆明只得放下手机，向学生们解释，刚才的电话，是为了去落实学生们提出的建议。但从此以后，他开会时都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这样的监督与批评，不仅仅发生在学生会的例会上，而且发生在许多更为大型的公共场合。在某次周一的早会上，有学生会记者团的播音员播报了一个小记者写来的稿件。稿件中称，上周的升旗仪式上，有几位老师在交头接耳，“希望这几位老师能够尊重国旗”。

　　更令人吃惊的是，记者团并非只会批评，孩子们“居然也懂得斗争策略”。在时隔一周的周一集会上，记者团的播音员又播报了一篇稿件，文中称，“在上一周的集会中，那几位老师没有再出现交头接耳的状况，这说明他们虚心接受了批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学学习”。

　　看着这些“小屁孩儿”们在参与公共事务时“严肃认真的大人样子”，陆平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搞笑”。

　　在她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幕在成年人看来颇为有趣的场景：有一次会议时间延长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会干部，一本正经地看了看手表，然后举手说：“校长，会议的时间已经到了，你看我学习也很忙，我妈妈在外面接我，我能先走吗？”

　　但在觉得有趣之余，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在这所学校里，师生关系确实有了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改变”。她甚至会用“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的区别，来解释这种变化。

　　“以前的孩子很顺从，将就老师，而老师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不需要任何解释，”她说，“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公民社会里，我们也是为学生服务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公开透明，让接受服务的人满意，这不是很好吗？”

　　而在李庆明看来，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标之一：“我们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鼓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才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