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持续到高二，同学们的反映开始多起来，学校很快给他们换了新的语文老师。每天的习题开始多起来，不断地做习题，分析出题者思路，班上的语文成绩开始大幅攀升，这样的记录一直保持到高考。

　　李先生说，毕业后的同学聚会中，大家都说要感谢那位语文老师，因为在农村中学中，能这样坚持的老师太少了。毕竟，对于农村学生而言，通过升学跳出农门仍是最大的现实，做再多的素质教育培养，也顶不上一本考试辅导习题集，“上不了大学，一切都会在乡村社会被清零”。

　　乡村教改遇阻拷问人才评价机制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博士20多年来一直坚持在乡间行走，在各地农村调研时，常常看到一些新建起来的校舍里，学生稀少。

　　一个历史性的背景是，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经过20多年国民经济和教育的高速发展，政府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农村全部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的出生率不断降低，教育在整体已走出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农村也开始呼唤优质教育的出现，“只要是稍微有点钱的，肯定都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了”。这也带来了乡村教育阵痛。

　　据储朝晖介绍，改革开放的30年，城市基本成了农村教育的“抽血机”，1994年前，特别是1985年前后，到农村考察，在一些地方，还能看到一些优秀的老师，“但现在，优秀教师正在加速流向城市；同时，1994年以后，师范生不包分配，新鲜血液也在不断减少。”

　　储朝晖差不多每年都会去陶行知故里安徽歙县，前些年这里的县重点高中绝大多数生源都是来自农村初中，而今名额基本被县城初中包揽了。

　　储朝晖认为，农村教改尴尬的根子在于教育评价机制出了问题，“过于功利，过于看短期效应，没有从一个人的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考虑。”

　　在储朝晖看来，从学生的长远来说，让学生主动思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是有利于学生成长的；但是如果教育评价本身与人的成长发展内在规律冲突的现状不改变，“绝大多数人最终只有选择死死地坐在板凳上，否则你就过不了关，考不上好中学，考不上好大学。一群乡村教育理想主义者的教改也注定只能是一曲悲歌。”

　　“我们的考试对学生的评价就应该是多元的标准，而不是简单地看分数，”在乡村教育研讨中，储朝晖常常讲到一个例子：3个学生，一个考70分，一个考80分，一个考90分，这3个学生哪个更好？现实中唯一一个结论，就认为考90分最好。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把3个数字加以组合，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种可能。如何用完全统一的标准，结果100个人当中是有一个人是胜利者，而其他99个人在这个标准面前都是失败的。而优秀的人才也消磨在其间。

　　一个故事让储朝晖印象深刻。

　　有一次，储朝晖在火车上碰到一对辽宁锦州夫妇到北京看孩子，这个小孩当年学习成绩很一般，但是他从小喜欢画画，家里整个墙上画的都是这样那样的画，都是他自己画的，他的父母对他也很宽容，让他画。这个男孩高考考到北京一所成人学校上学，依然很平常，但在一次Flash大赛的时候他得了三等奖。这成为他的新起点，很快有公司找上门来，毕业之后半年，他月薪超过6000元，不久还在北京买了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