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所乡村学校相继关闭，随之被切断的是一个个村庄的历史传统与人文血脉

　　中国的传统是学在民间，培田村便是一个佐证。在有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正是如此发达的民间教育“根系”在维系着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为其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也维系着五千年的文化命脉于不坠。

　　1905年，新教育进入中国，培田村仍然在教育方面保持着超前的趋势。南山书院改名为“培田两等小学堂”，是当时长汀县第一所民办完全小学，创办者即首任校长、廪生吴镇涛，课程也从原来的四书五经改为语文、算术、公民、历史、音乐、图画等，教学方法则从传统的点教式改为课堂教学。原先村落中的各家私塾也逐渐归并到新式小学中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校又改名为“长汀县南宣乡区中心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前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的吴建德、吴爱群，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吴乃青、吴暾、吴树均，还有黄埔军校生3人。吴乃青留法回国后兼任校长，进行教学改革，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

　　1920年前后，由于学生数不断增加，原南山书院不敷使用，由吴氏宗族出资，在书院下操场另盖新校舍，1940年前后落成。新校舍因被称为“洋楼”而远近闻名。据统计，从1906年~1949年，培田学校共培养出小学毕业生400余人。当时教学经费依然靠族中衍庆堂及南村公祠的六、七十担田租维持。学校解放前夕最后一任校长为吴蓉永，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1961年活活饿死家中。

　　解放后，1956年培田村从长汀县划归连城县，校名也随之改为“连城县宣和乡培田小学”。这时期的生源，除了培田本村之外，还有附近10余所村庄的学生。

　　1966年，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降临了，天高皇帝远的培田也未能幸免，馥轩楼数以万册的藏书和村中数以千计的牌匾化为禾场上的熊熊火光。但传统就像地下河的水，一遇时机便择地而出。1970年代担任村支书的吴来星初中毕业，因当时村小附设初中班，教师不够，他利用手中的职权，聘请村中的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担任教师。他们中，有解放前教过书的“地主子女”，有被打成右派后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的原长汀县中心小学教师，还有一位西安交大肄业学生，因饥饿难耐“偷”了学校食堂一个馒头被开除学籍回乡。吴来星不但发给他们工资(折成一天10个工分，为当时最强劳力所得)，还吩咐他们不要“背包袱”，每月初一、十五仍旧到大队部听候训话，平时则在学校安心教书。那年学校初中部参加全县统考得了第二名，吴来星动用1000元村产给予他们奖励(当时也算是“巨奖”)。这些“特殊教师”一直教到1980年代初中部被取消为止。

　　据统计，解放后，培田培养的读书人中，不少都从事中小学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当地所在宣和乡各小学中，几乎清一色的校长为培田人，连县一中的校长也是培田人。当时培田村小学学生数257人，其中寄宿生70人左右，为解放后培田教育全盛时期。

　　但变化还是不可阻挡地到来。据1988~1995年担任培田小学校长的吴美熙说，村小的真正衰落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1999年，县教育局派副局长下来做工作，提出将宣和乡11所村完小合并到3所乡中心学校的意向，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各村干部开会商量，一致提出反对。尤其是有500年办学历史的培田村，更是从感情上无法接受。村干部们说，自古都是人家外村孩子到我们这里读书，哪有我们村的孩子跑到人家那里念书的？为了保住村完小，各村干部想尽办法，筹资办学，以使教学设施达到各项国家验收标准，因此欠下了不同程度的债务。培田村干部更是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所欠下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村中出生率逐年下降；外出打工的人数也逐年增多，越来越多的孩子随父母进城读书。并且，由于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家境好的家长也纷纷把孩子送到教育质量更好的乡小学或县小学读书。培田小学的学生数日趋下降，先是停办了幼儿班，2008年又遵上级指示，将小学四、五、六年级合并到乡中心小学。

　　如今的培田小学只有3个年级，共25个学生，4位老师。现任校长无奈地说，这25个学生恐怕也保不住，不出3年学校就会关门大吉。他分析原因，其中提到教师轮换太频繁，而这又与待遇有关，比如同一个级别的教师，连城县比龙岩市每月工资少1000多元，比厦门市少的则更多。他因此总结道：归根结底是国家教育投入不均衡。

　　温州文成县李山村的老人们说：学校没有了，村子也没希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中文版导论中说：“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民族传统与期望的最好表达。”500年前，培田先人以“兴养立教”为己任，书写了中国民间教育史上的瑰丽篇章。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一所所乡村学校相继关闭，随之被切断的是一个个村庄的历史传统与人文血脉。培田村一旦失去了与村落建筑相依存的独特的人文生态，将只剩下一个没有灵魂与血肉的躯壳，成为供人“到此一游”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