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对3万名代课人员也采取了按不同年龄分别对待的方式予以解决：50岁以上的代课人员，由当地教育局设法安置；30～50岁的代课人员，鼓励他们通过培训和考试转为公办教师；20多岁的代课人员，基本全部辞退，因为他们另谋生计的机会较多。

　　这种每年“转公”一部分、辞退补偿一部分的渐进式分流之道，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慢慢消化。这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最新表态——解决在岗的代课人员问题，“教育部没有明确最后的期限”——倒也不谋而合。只是从近期一些地方拟定的“代课一年补偿几百、上千元”的辞退补偿方案看，以如此低微的补偿标准予以了断，难免招来“卸磨杀驴”之议。

　　至于吕玉刚所言——“随着各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积极研究争取通过纳入城乡社保、农村合作医疗等办法，解决被辞退的代课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这样的人文关怀愿景，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一家所能掌控。

　　2007年官方提供的数字表明，代课人员主要集中在农村小学，其中75.9%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坦言，由于较多考虑教师质量标准和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规范，而较少考虑代课人员的生存和生命体验，一些地方政府解决代课人员的政策并不一定符合农村教育的实际，在不少大中专毕业生不愿去任教的地方，代课人员仍承担着教育的重任。

　　新形势下的“缺编难补”

　　在2007年以来的一片“解决”声中，诸如广西横县通过公开考试录用了958名代课人员加入公办教师行列之类的新闻时有传出，使代课人员们感到慰藉。遗憾的是，整体改善代课人员问题的地区还很少，更多的地方政府对解决代课人员问题，表现出徘徊的消极态度。

　　“过去县城教师超编严重，现在不超了，因为大量农村学生都进城读书了。”宁夏固原市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与前些年相比，农村学校的学生数量在持续减少，有的随打工父母进城，进了打工子弟学校，有的为追求学校教育质量，花钱转到了县城学校就读。

　　此外，2006年国家启动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由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仅两年时间全国共招募了特岗教师约3.3万名，充实到西部地区数千所农村学校。在多个因素的合力下，农村学校对代课人员的依赖大大减弱。这一变化，在贵州、山西、辽宁等地的大型社会调查中得到证实。

　　然而在中西部的许多贫困地区，教师数量的缺口仍在。比如，国家规定农村学校的师生比应为1:23.5，意味着百人左右的学校只能配备4.5名教师，但这并不能保证学校为完成新课改的正常教学。对于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教师缺口，一些地方便录用编外的代课人员填补。2007年，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在甘肃宕昌县调研，发现该县公办中小学的教师结构有着典型的西部农村地区特点。全县2782名教师中，66.4%为公办教师，18.7%为代课人员，10.4%为试教人员。试教人员是指具有规定学历和教师资格的大中专毕业生，因受编制限制未正式录用而提前安排到学校任教，政府每年通过考试吸收其一部分“转公”。这构成了对代课人员“转公”的强劲挑战。

　　使用代课人员的财政因素

　　“财政因素也是一些地方政府执意使用代课人员的一个动因。”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一份报告中披露，有的地方由于财政困难，即使有编制也不聘用公办教师，而是低薪聘用代课人员。用一个在编教师全额的待遇标准可以聘用数个代课人员，因而聘用代课人员很容易成为一些教育部门的现实选择。与公办教师相比，代课人员的工作要卖力得多，这也往往使一些学校校长宁愿招聘低廉的代课人员，也不愿使用不好管的公办教师。

　　一些教师缺编的贫困农村地区为什么不去申请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对此疑问，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在调研中发现，“关键是一些边远、贫困地区吃财政饭的人数大大超编，超编的人多集中在县乡两级政府机构及其事业单位。”由于许多县的财政供养编制数是加在一起统计的，因此尽管教师缺编，教师编制却被其他部门挤占，而只有在全县财政供养人数不超编的情况下，才不会影响其获取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

　　胡平平说，一方面农村年岁大又不能胜任教学的教师在顶岗，一方面大中专毕业生又进不去。这一道涉及整个中小学教师管理体制改革的题目非常难解。仅靠教育行政部门根本推不动。而要建立一个真正能使不合格的教师出去、合格的教师进来的管理体制，首先离不开财力的支撑。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的港台地区都有代课教师制度，对于临时代课教师的选聘、解聘及其权利和义务也有具体的规定。比如香港的临时代课教师与正职教师薪水的差距不大，只是不能享受带薪休假及其他福利。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会长杨耀忠认为，代课教师的存在并非不能令人容忍，重要的是政府对代课人员的存在和退出要有制度保障的制度补偿。

　　“我们不能否定代课人员曾经付出的努力和劳动，更不能简单地让所有代课人员离校回家。”吕玉刚表示，要把妥善解决在岗代课人员问题与建立完善教师正常补充机制结合起来，建立起防止代课教师问题反弹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地方各级政府要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切实担当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