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万张课桌何处安放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相关工作人员对此回答说：“肯定得家长自己解决，你不可能让我们教委一一给安排到公立学校，那是不可能的。”

　　工作人员解释说：“如果在朝阳区选择学校，那学校不接收，可以让教委来协调。但是让我们硬性安排不太合理。一是我们不知道这孩子在哪儿住，比如这孩子住在金盏乡，我给他安排到十八里店去，那就太离谱了。如果人家搬到外区、外乡去了，我们还怎么给安排？如果他还在本乡住，可以自己就近选择没被拆迁的学校。”

　　“二是学校前期接到拆迁通知时，应通知家长做好相关准备。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的问题，家长至少提前应有心理准备，想好自己要搬到哪儿去。不可能到了拆迁这一天，才来找教委给他找学校，这不可能做到。”

　　记者叙述了目前家长的部分困境，工作人员回答：“让他就近选择，自己选择！”

　　但就算政府提前通知拆迁，也难以解决大批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

　　韩嘉玲研究员举例，2007年北京市海淀区要取缔部分打工者子弟学校，把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儿童并入公立学校，所以给家长写了一封信通知，但个别打工者子弟学校校长不愿意学校被取缔，就扣留信件，没有把通知发给学生。

　　“即使拿到通知书，家长也找不到新学校。由于通知书并非具体安排学生的入学通知。最后许多家长还是找不到学校，孩子依然进了原来的打工者子弟学校就读。整件事的处理是失败的。”韩嘉玲说。

　　记者问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市、区政府或教委有没有相关的农民工子女安置政策？”她回答：“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有政策。因为这次拆迁的不止一所学校，几个乡都拆了一批学校。”

　　实际上，对这一问题，一些省市已在财政允许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践探索。

　　湖北省武汉市开展“温馨工程”热线咨询服务，主动指导入学，改变了进城务工人员自己盲目为子女找学校的局面。各区教育局均设立咨询电话，专门负责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进行解答，并解决入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教育局在媒体上公布了当地313所公办中小学的校名、校址、联系电话等，明确指出这些学校不收借读等费用，收费与城市儿童完全一样。进城务工农民拨打一个电话，就能获得在新学期送子女入学的详细行动指南。教育部门在接到电话转学申请后，各区会根据区域公办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同意安排农民工子女入学。

　　截至2008年，在武汉市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有14.7万人，其中89.78%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这一比例在全国居于前列。

　　浙江省绍兴市从2005年开始，实行了农民工子女“入学绿卡”制度。外地人子女可凭暂住证、劳动合同、婚育证明等材料申领“入学绿卡”。

　　学校和年级均在“入学绿卡”上写明，绍兴市教育局根据其父母暂住地和施教区域，就近安排入学学校。学生凭卡入学，学校凭卡无条件接收，一律免缴学杂费、借读费、课本和作业本费。同时每接收一个农民工子女，学校凭卡得到政府发放的补助。

　　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府自2006年开始，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区域位置、外来人员数量、生源情况，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进行了科学布点，主动管理，从源头规避了拆迁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儿童失学问题。

　　志愿者方洁说：“孩子都是一样的，不管来自城市、农村，不应分贫困、富有。我们一直在做的兴趣小组项目，就是希望给打工者子弟同城里孩子一样的成长机会。随着拆迁，不仅我们的活动无法继续开展，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都遭到威胁。”

　　“有些孩子随着这一声‘拆迁’，将面临辍学，他们能感受到城市的关爱和温暖吗？他们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中，却不能把这个地方叫做家，这种痛苦多少人能体会？城市希望这些孩子对自己怀有怎样的感情呢？会是爱和温暖吗？”方洁说。

　　“学校里的老师、同学，社区里的好朋友、伙伴关系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而拆迁会使孩子离开好朋友。频繁的拆迁会对儿童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也有可能导致儿童的适应障碍。”韩嘉玲研究员说，“这些都是在拆迁过程中，要考虑到的。”

　　“我们倡议政府更认真地考虑，拆迁对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方洁说。

　　打工者子弟学校教师张树军说：“我们希望透过媒体呼吁，应该为拆迁学校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预留座位。孩子是最重要的。”

　　办学十二年的育英学校校长说：“现在我们感觉政府忙着拆迁，这一大群农民工子女被暂时遗忘了。我们特别希望政府能关注孩子们和(打工者子弟学校)老师的去向，即使只是关心一下我们也特高兴、特满足。”

　　据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月10日召开的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表示，教育部今年首要的工作是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今年教育部将落实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以输入地为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全面取消借读费。(本报记者 庄庆鸿 实习生 林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