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官本位社会里，一个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的处境是，“有一次开会，因为我没有级别，把我排在最后面一排的最后一个”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我们现在行政部门的权力太强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太少了。”3月4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分组讨论会上说。

　　朱清时的话引起了与会委员的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大家都说大学的级别，在全国都是级别的情况下，级别就是核心矛盾吗？这个难道是中国教育改革最突出的问题吗？”

　　陈勉委员打了个比方：“由一个部门控制着资源，相当于拿着骨头，三千所学校就像饿狗，我们的思维能不是单向的吗？教育的根子需要反思。”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7日下午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让教育家办学。

　　温家宝说，“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

　　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布，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去行政化”成为“两会”热议话题之一，《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取消行政级别”则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

　　行政级别附加了很多利益

　　“行政级别的存在和高校‘行政化’紧密关联。”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对本刊记者说，“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人来操作的，取消行政级别是对人的认识、思维模式的改进，是通过制度改革解决人的问题。没有这个制度，就不会用行政思维思考问题，就不是对上负责，而是对下负责、对全体教师学生负责。”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对本刊记者介绍说，高校行政级别的存在与现有的干部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很早以来，我国把四年制本科院校定为正厅级。在985工程中，985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为副部级，这个问题就突出了。在学校办学过程中，不少教授又纷纷竞争副处、正处，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当初确定985高校为副部级，主要考虑这些学校的规模、地位、作用上与其他高校有所区别，是为使这些学校在地方上得到较好的发展，让地方政府进一步重视，在协调工作方面提供方便，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这些学校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管教育的省委常委、副省长，级别提高出于工作便利的客观需要。”

　　在周洪宇看来，行政不能等同于行政化，行政管理是一种现代科层管理的体现，去行政化，并不是要因噎废食，把必需的行政权力也取消。

　　葛剑雄对本刊记者说：“比如，学校要不要教务处？当然要！教务处对课程设置有权力，但我怎么上课，你不能干涉，这是非常明确的。行政部门权力都取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不是无政府了吗？”

　　周洪宇认为，高校“行政化”与目前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有密切联系。“高校的级别，和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相对接，没到正处级就不可能升到副厅级，没到副厅级就不能升正厅级。这和国外不一样，基辛格就是一个教授，没有行政级别，可以一下子做国务卿。”

　　“在中国，行政级别附加了很多利益，都是实实在在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最近这些年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伴随而来的，行政权力也变相扩大，人们对行政权力的渴望更强。由于行政官员掌握着大量资源，而在资源分配上，教授又缺乏渠道参与，导致部分人对此趋之若鹜。”

　　在3月4日的分组讨论会上，朱清时讲了一个故事：“西南联大为什么7年办成最接近世界一流的大学？那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训令西南联大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据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回忆，联大教授会讨论，回复教育部说，选什么课程是学校自己的事情，否则西南联大就变成了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结果是不照办。”

　　顾也力委员说：“现在大学的办学特色、选定的学科建设、专业，受制于行政管理，校长没多少自主权。行政管理是按照条条框框办事的，这时大学就要找到行政管理人员去谈、去磨，甚至采取一些公关行为。有时去教育部，对科长都要点头哈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