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用父母的钱，感到很惭愧”

　　关于“啃老”现象，问卷显示，57.5%的待业大学生依赖家庭支持。但他们有着强烈的经济独立和家庭反哺意识，42.5%的人对“还在用父母的钱，感到很惭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求职动因源于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

　　受访者小佳，2008年毕业于某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在家待业半年左右，父亲是公务员，家庭条件较好。小佳本科毕业以后，来上海参加一个计算机方面的培训，该培训学费近两万元，培训学校承诺推荐工作。

　　在谈到自己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时，小佳显得很内疚：“平时我和父母交流比较少，我出来培训，家里人也没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一道墙。每次妈妈打电话来问钱够不够花时，我总是很难受，恨不能赶紧找个工作，每月2000元的生活费真的让我愧对他们。”小佳最怕回家的感觉，尽管父母不说什么，但亲戚朋友邻居的每一句问候对她来说都是无形的压力，总想赶快逃掉，“我最怕回家面对他们。”

　　“我感觉家里面越是给你支持和理解，无形的压力就越大。父母都是老人了，我毕业了却挣不到钱，还要靠他们，想想真是难过……我真的不想做‘啃老族’。”小佳说。

　　调查中，李源源发现“啃老族”是待业大学生最怕听到的称呼，他们绝非有意“啃老”，普遍对“啃老”表现出了强烈的愧疚感，这种愧疚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农村及小城镇的待业大学生更为艰难”

　　就像大型调查报告《蚁族》中分析的人员构成那样，待业大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普通院校，研究生学历和重点院校的大学生比例分别只占到3.2%和15.7%。

　　调查显示，尽管57.5%的待业大学生的生存成本由家庭承担，但是待业大学生仍然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城镇籍待业大学生受多种因素制约，遭遇生存困境。李源源说，“比起大城市的待业大学生来说，农村及小城镇的待业大学生生活更为艰难。”他们一般住在最廉价的青年求职旅社里，远离家庭、学校，希望能在上海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一位接受访问的农村籍待业大学生小王曾向李源源诉苦，她一天的公交费、饭费、旅馆费最起码要六十元钱。一个月两千元才够花，“就这样还不能生病不能有其他意外，前几天嗓子疼花了一百多块钱，心疼呀！”她告诉李源源，自己的一个小堂妹，也在上海打工，一个月加上加班费两千多，收入比她还多，“从我以往的教育投资来看，这是一个让人难受的事实。”

　　在与上海当地待业大学生的比较上，这位受访者更是一肚子委屈：“他们生活的压力比较小，他们结婚父母可能会提供房子，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有时还可以‘啃老’，我们不光没老可啃，父母辛辛苦苦供我们上大学，家里都在等着我大学毕业赚钱呢。”

　　“这部分人生活最艰辛，是最需要社会关注的待业大学生群体。”李源源说。

　　“如果转变就业观念，还是能找到工作的”

　　在调查中，李源源发现许多待业大学生在大城市求职过程中流动性很大，他们大多怀揣着大城市的淘金梦，在梦想与现实中苦苦挣扎，在最低廉的青年求职旅馆里苦撑3个月到半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有的人可能在不停地换工作打零工，还有的则选择了退出，回到家乡或退居二、三线城市。

　　“其实如果转变就业观念，还是能找到工作的。”李源源大学的同班同学小李，本科毕业时没有考研究生，而是想在哈尔滨工作，跑了许多家招聘会，最后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三险一金’什么都没有，工资也就1000元，尽管自己很努力，一个月后，还是被老板以种种理由开除。”期间她还是在哈尔滨苦苦坚持，2007年春节前后，在家人的催促下终于返回家乡大庆。回家后由于生活压力降低，她很快调整心态，参加了大庆市公务员考试，顺利进入大庆城市环境管理的一个相关部门，但由于编制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没多久她又参加了大庆某石油管理部门的招考，被成功录用。

　　访问的案例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清晰，李源源的调查也就有了一些结论，待业大学生待业的生活状态其实只是暂时的，大学毕业生需要一个职业的寻找期，这个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我身边找工作的同学，一般都是在毕业之后的第二年陆续找到较为满意的工作。”(强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