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解构 笑中带辛酸

　　用自己的表演来制造恶搞的情境，在有的学生看来，还不够过瘾。“恶搞电影”，也是一种班剧形式。

　　“恶搞电影”的风格类似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由创作者消去电影原音，配上自己的台词，通过剪接造成与原版画面一样，意思却截然不同的反差效果。不同之处在于，学生们往恶搞片里灌输的都是自己新鲜的大学生活，体现了大家的奇思妙想，看起来趣味盎然。

　　薛鲲是一所部属重点大学的学生，别看他才上大二，却已经参与制作了系里两部“恶搞电影”的小短片。这个嘻嘻哈哈的小男生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把身边的滑稽和荒唐“连成段子”，但他引起的哄笑无数次破坏了课堂纪律经常让老师头疼。上了大学，没了那么多约束，薛鲲憋足了劲儿想做点儿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薛鲲下手折腾的第一部电影，是美术片《小蝌蚪找妈妈》。在他的解构下，片子成了《小蝌蚪找关系》。片中的小蝌蚪是一群“想通过关系找工作的大学生”，但是找了许多人都碰壁而归，因为“关系浅，难办事，没机会”。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位高权重的远方亲戚蛤蟆大婶，工作的事情才有了点眉目。这个片子的灵感，来源于薛鲲身边那些为了找一份工作焦头烂额却苦于没有机会的师兄师姐，他们的遭遇让薛鲲觉得难过又彷徨。片子完成以后，在同学们中很快风传开来，薛鲲觉得，“也许是触动了许多人的心事吧。”

　　有时候薛鲲也会远离这些沉重的话题，因为“描述沉重，只会让人更沉重”。薛鲲最近在忙活的片子，是恶搞的《三枪拍案惊奇》，风格偏向搞笑。这将是一个“面条制作技术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发现自己财物被盗，而后发动各种关系进行追踪的故事。之所以以学生会主席作为“主角”，是因为薛鲲觉得这些混学生会的人在校园里很吃香，遇到什么问题，总能找到各路高人相助。虽然剧本还在筹划阶段，但是身边已经有好几个同学要抢着预订“配音演员”的角色了。

　　恶搞的班剧 营养or垃圾

　　每当一个新的恶搞或幽默班剧诞生的时候，大家总是会被身边有创作天分的同学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无拘无束的行为所惊讶，然后狂笑，继而折服。对于学生们来说，即使这只是一场无关逻辑道德和思想包袱的全民娱乐，他们还是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这些都纯属自娱自乐，也许我们的确是不够尊重经典，可是大家高兴不就好了吗？”薛鲲从不否认自己的“肤浅”，但也从不否认自己对于恶搞剧的热爱。

　　对于学生们来说，经典反用的这种恶搞形式有时也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小得意”，感觉高高在上的经典也充满了喜剧效果。胡亮钧说：“恶搞的班剧就是一种流行，如果我们一本正经，每句话都向原著致敬，那也就没人爱看了。”

　　而事实上，年轻人的恶搞早已有之，并不为中国独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张教授说：“这个问题有一个后现代的背景。年轻一代的反叛恶搞，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对主流或经典的解构，在大众文化里是很流行的。”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的兴起，就是人们反叛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张教授解释，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概念里，这样的运动叫做“反文化”。在中国，很少有大规模的反文化运动。反文化不单单是颠覆和恶搞，它有内在的关怀和思想、内涵在里面，包含着对现状和对主流文化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学生们的恶搞剧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形成了主流文化的霸权，这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利。”

　　但是中国校园里的“恶搞班剧”，最终会成为精神上的营养品，还是垃圾快餐呢？

　　“如果学生们的恶搞一直停留在纯搞笑层面，那么这些恶搞并不能留下任何东西。恶搞最终能以什么方式呈现，是由喜欢恶搞的这一代人去回答的。”张教授语重心长。

　　学生们对于“恶搞班剧”，充满了热爱；而在张教授眼里，“恶搞班剧”需要的除了热爱，还有宽容和思考。他说：“如果若干年之后，回头再来看这些‘恶搞班剧’的发展轨迹，也许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社会逐渐成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