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雷宇 叶铁桥

　　“我现在很向往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学术体制，老师单纯地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做学问。”

　　房间内弥漫着呛人的烟味，汪正龙教授再一次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脸色涨得通红，这位被动卷入其间的教授感慨万千。

　　一门精品课程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局？这样的疑惑持久地缠绕着他的内心，让他陷入沉思。

　　而今，这个周宪、赵宪章、胡有清3位教授的学生兼同事、方蔚林教授的博士后阶段同门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没有这些评选，也许问题不会这么多。”

　　汪正龙说，1999年高校实行岗位津贴后，无论是争取研究基地、精品课程、国家名师，还是重大招标项目或优秀团队，什么都得去申报，什么都得去评审，“一年1／3的时间做材料和填报，耽误的事件数不胜数，劳民伤财不说，还败坏了我们的学风。”

　　在汪正龙看来，老师做学问本应是带着敬畏和学术追求做的，但现在搞得几乎所有排名都跟这些荣誉名头挂钩，资源分配也都与此挂钩。南大很多学科本来不大被重视，一度排名处在一些实力远逊于己的高校之后。压力之下，学科领导发现如果不争取，资源只会越来越少，而一争，因为项目、名头是有限的，问题就来了，内部的人事关系也就复杂起来了。

　　汪正龙说，真正做学问的老师对这些东西有看法，但身在体制之中，只能被动地参与，“我们总是教育年轻一辈的学子要甘坐冷板凳，但我无法跟他们谈学术良知，因为这是整个学术体制造成的。”

　　“哪怕穷一点，少一些名头，(我)也情愿多一点单纯地做学问的生活。”汪正龙教授以自己为例说，现在各种申报教研室主任做得最多，特别是一些表是很繁琐的，材料还要不断地更新。由于争的人多，项目、名头有限，难免会引起各个学校的竞争，那些项目就像诱饵一样，不断地吸引我们一哄而上去争抢，由此可能会有一些不规范的事情产生。而且大部分时候，10份表里有5份是劳而无功的，白忙活儿。即便成功了，钱也不好花，年度、中级、结项考核，循环往复地填表，难以自拔。

　　“我是太累了，我们下半年还有个会议，我是主要的操办人，明年我是想辞职(辞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记者注)不干了。”这位年富力强的教授用“心力交瘁”来形容几年来的状态。

　　“明年都46岁了，总得有点时间安心思考问题，做学问，不能老是做体制里面的事情。能不能这样，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