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我们热情很高，只是缺乏表达途径

　　一段时间以来，“80后”和“90后”是社会宠爱又充满疑虑的青少年群体。但“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80后”作家中，韩寒第一时间从北京飞赴成都，自发向灾区运送救灾物资并在博客上逐日更新灾区亲历记；郭敬明几次捐款并准备联合《最小说》作者、读者进行捐助；随朋友进入北川的张悦然说：“在灾区没有名人，只有一个身份——志愿者”，她表示愿意出资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在“80后”作家身后，挺立着与他们同样优秀的同龄人：舍身护佑学生的教师袁文婷，被困废墟中60多个小时仍坚强乐观的女孩乐刘会，战斗在灾区里的一个个不辞辛劳的年轻志愿者……

　　曾经有过印尼大地震死里逃生经历的张悦然出于“一种有关灾难的责任感”，震后第四天便带上帐篷、药品和朋友一同去了灾区。路上遇到两个1984年出生的男孩马东和韩小平让她特别难忘：“他们都非常坚强、冷静，不会因为是寻亲就很盲目或者不管别人，马东的亲人当时被困在安县，暂时没有危险，他就帮家在北川的韩小平一起去寻找家人。他们很懂事，在路上不断地鼓励我们，提醒我们‘这一段常会有石头砸下来，不能停！’”张悦然说，尽管与亲人失散了，但两个男孩子都表现得很有尊严，“他们只是搭我们的车，不会向你哭诉，更不会让你觉得他们可怜。”

　　张悦然觉得灾难激发了人们一些本能的善良，“我见到许多年轻的志愿者，大家都做得很好，很多人可能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80年代出生的人不缺乏爱心和责任感，他们是很善良也很有责任心的。”张悦然说，“其实80后的孩子热情度很高，只是缺乏途径表达。”

　　何建明是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副团长，他遇到过一个由十几个小伙子自发组成的志愿者小组，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搭同一列火车来到灾区却互不相识，于是把共同乘坐的火车车次号“725”定为小组番号：“其实他们每天做的工作就是挖尸体、埋尸体、焚烧尸体。在家里有哪个人做过这种事”，“我们这些经历了这么多的成人，都不一定能做得到。”

　　“这些孩子年纪很轻，但他们面对灾难的自觉性，他们对百姓的感情，对国家的热情是真诚的。”何建明认为，“80后、90后的孩子说话比较简单，所以会让人误解他们不关心国家、社会。”

　　而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震后接到在海外留学的女儿的第一个电话便是：“妈妈，大地震你捐钱了吗？”听说妈妈已捐献20万元，女儿才放心：“我没有您捐得多，但也已经是我的全部了。”

　　在她看来，年轻一代的救灾方式更加理性、智慧和卓有成效，“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在芬兰读书，知道地震的消息后，她马上就让家里把汶川地震前和震后的对比照片发给她，然后她自己在学校举办了图片展览，向同学们介绍四川的灾情，而且还自制了一些点心拿去义卖，来为灾区筹款。要知道，在整所学校里只有这个孩子一个中国人，没有单位去组织她，这些全是自发的！”

　　杨红樱觉得最可贵的是灾难所激发出的年轻一代的善良：“他们觉得这些是必须做、也是应该去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一件事来了大家都跟随性地去做。”

　　“这里的志愿者多得不可思议。”本身也是“80后”的记者刘玉海遇到的印象最深的“80后”志愿者是20多岁的四川姑娘甄宏。甄宏在震前是成都幼儿园的老师，在地震中失去三位亲人。5月13日，她跑了四个地方去献血。5月14日，献血不成的她报名成为志愿者，辗转于四川的各个重灾区：“她现在是个特别懂事的女孩子，经常在救助点讲些小故事、笑话或者做一些搞笑的动作，来想办法逗大家开心。”

　　而1989年出生的志愿者王浩亦此前正在新加坡留学，得知震灾消息后立即请假，5月15日便飞入四川做起志愿者。王浩亦不畏艰辛：“还有女生呢，也是1989年出生的,人家都能干我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总觉得有一种东西支撑着自己，再累也能坚持。”

　　“80后的热情有时是上一辈人所不能理解的，地震发生后便有大量的年轻志愿者自发涌入灾区。”刘玉海认为大部分志愿者都是理性的，“这些年轻人到达灾区后，会以一个地方为大本营，认可先到的人为权威，愿意接受前面人的指挥，而不是自己蛮干。但是同时他们也会对一些现象有自己的思考和讨论，不再只是简单的服从。”(李倩倩 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