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建筑背后是“政绩文化”作怪

　　据人民日报报道，一些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和大量普通住宅，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拆除。这些正处在建筑寿命“青壮年”的建筑非正常“死亡”，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不久前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

　　在“拆了建、建了拆”的过程中，我国创造了两项世界第一：消耗了全球最多的水泥和钢材；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每年高达4亿吨，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垃圾总量的30%—40%。“短寿命”与资源高消耗并存，已成为我国建筑产业的一大通病。这样的现象，对公众来说并不陌生。一项调查显示，85.8%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有过“短命建筑”。

　　短命建筑是“政绩文化”作怪的结果。一些地方官员因盲目追求政绩，只追求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只求在任期内能完成几个像样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以及由此带来的GDP蹿升，而毫不讲求综合效益。同时，一些大型建筑在规划建设时缺乏科学论证，全凭少数决策者拍脑袋，待下届领导上任，看着不顺眼就一声令下拆除。如此说建就建、想拆就拆，使城市建设陷入反复拆建的恶性循环中。　

　　在某些地方，规划界有一种说法：城市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一些设计得不错、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规划因不符合领导意志而成为废纸一张。一些官员因为好大喜功，盲目干预开发过程以及城市布局，使长官意志高于公共利益。由此引发的拆拆建建，不仅浪费公共财政资金，也给政府带来了高昂的行政成本，影响政府公信力。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200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曾说，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行政干预过多，二是被开发商暗地操纵。一些官员求政绩，个别部门谋利益，公众发言权却空间狭小，以致无法保障合法权益。

　　显然，如何让城市规划具有稳定性，还要从改进政绩评价机制、加强公共监督等方面入手。莫让短命建筑成为城市生活的梦魇。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