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从最初的福利分房到后来的住房市场化，再到如今的“市场与保障并行”，一步步曲折前行的住房改革，不但给人们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而且折射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福利房占据半个世纪的回忆

　　上世纪70年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期，国家是高积累，低消费，民众是先生产、后生活。那时我国实行公有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即由国家或单位集中建房，再分配给职工使用，产权公有，个人缴纳较低租金。由于福利分房很难做到普遍性，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城市居民住房形势越来越严峻。

　　“那时候人多房少，公房是按照工龄、职称、贡献多少来分配。”年过六旬的周劲松老人回忆说，他上世纪70年代曾在四川省一县化肥厂工作，“参加工作6年后，我还和别人合住在一间只有9平方米大的房间里。”许多和周劲松一样经历过福利分房的人回忆，拥挤是当时每一个城镇居民真实的居住体验，一家三代住两间房子、年轻人结婚几年没房子是普遍现象。

　　中国的房荒问题在1978年左右开始突出。这一方面是50年代的生育高峰带来的结婚高峰让城镇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住房建设速度。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当年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6.7平方米，“安居”成了每个市民的迫切希望。

　　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当时“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居住者每月交纳的少量房租远远不能解决政府每年对房屋的管理、维修费用，住房成为压在政府肩上的沉重财务负担。

　　一边是急需改善的住房条件，一边是捉襟见肘的财政难题，关系民生的房子问题，成为当时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1988年1月，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宣布将房改正式纳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由此拉开了中国住房体制改革的序幕。

　　商品房带来“黄金”岁月

　　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住房改革也是“摸着石头”前行。1994年，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成为中国商品房时代来临的前奏。

　　1998年7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一年恰逢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楼市一片黯淡。中国虽然没有受到危机的直接冲击，但仍然面临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局面，而住房货币化正好成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也正是从那时起，延续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成为历史，商品房全面进入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

　　在随后的几年内，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不但给城乡面貌和人居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善，而且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行业——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两个百分点以上，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累计占GDP的增加值的比重超过10%。银川市住房保障局住房保障处副处长郝春燕说，如果没有国家停止福利分房政策的刺激，就不会有房地产市场的大发展，因为巨大的刚性需求让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岁月。

　　不过，与房地产开发一样狂热的还有住房价格，尤其近年间，面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动辄上百万的商品房，许多人为了梦想倾尽积蓄。部分城市房价的过猛上涨超过了普通百姓的购买能力。

　　保障性住房弹奏民生音符

　　房价的飙升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叹“收入增长永远跟不上房价脚步”，而地产业的暴利与繁荣却让少数开发商和炒房客赚得盆满钵满，住房再次成为关系社会和谐的焦点问题。

　　从2005年开始，国家陆续从土地供应、银行信贷、控制热钱等领域，对房地产业连续开出“药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逐步从主要依赖市场化路径解决百姓住房难题，转向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使商品房和保障房得以并立前行。

　　2007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逐步改善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同年10月，“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被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这是党代会中第一次专门提及住房保障制度，标志着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开始在新的节点上寻找思路的突破。

　　近日我国政府宣布，今后3年中央财政将投资9000亿元，用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又一次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内容。

　　“30年前为民生而改革，30年后改革再次归于保障民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住房体系的‘保障＋市场’模式将会使各个阶层的人群‘居者有其屋’，这也是中国政府破解居民住房难题的新探索。”宁夏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樊建民说。(记者 李远、罗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