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京报》刊发评论“谁来承担房价预测失误的责任”，说到关于房价的预测和建议有一句话很对“好听的话不一定是有用的话，很可能是耽误事的话，在房价问题上，这样的故事已经重复多次”。

　　的确。房价问题上，说几句让人听了痛快的话，很容易。例如，上周末，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南京语出惊人，他指出“现在房价之所以高，主要是在土地供应上，在建设一般老百姓的廉租房方面，政府做得不够。应该三分之二房子由政府提供；三分之一开发商去做。这部分房价越高越好，让富人去买，税收给政府”。

　　此言一出便博得了普通购房者的支持。这发言似乎提供了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而且还是用富人和政府的钱买单。

　　龙永图确实抓住了住房问题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作为住房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各级政府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来解决住房问题。但是向三分之二社会人口提供福利房这个药方剂量太大，如此这般，就说明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

　　通过大量兴建安居房来平抑住房价格上扬的案例以香港和新加坡最知名。这两地都有超过一半的居民享受着政府提供补贴的住房。国内1998年开始的房改，也曾参考过香港的模式，但是为何没有像香港一样大量兴建安居房呢？当时的答案是政府没钱。今天的答案恐怕还是如此。

　　作为面积和人口都有限的城市，香港和新加坡自然可以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住房保障。但是中国内地还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每年会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以北京为例，这里有户籍人口1200多万，外来人口近600万，如果只保障常住人口的住房，显然不公平；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同样为这个城市作出了贡献，上缴了税收。但如果来者不拒的话，很难想象北京政府需要再修建多少栋楼才能满足这个需求。

　　除此之外，在2004年，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为7.1平米。可以看出，香港的住房保障体制鼓励两代人住在一起，否则三口之家无法找到政策规定的22平米的住房，所以结婚买新房在香港也不会是一个普遍现象。

　　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们的住房保障体系就没问题了，只是想提醒大家通过倒退回福利分房或者双轨制的办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在有质量的情况下完成住房分配体系的改造，而不是造一堆“兔子窝”充数。如果要参考成功的经验，美国的物业税模式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即政府本身不参与市场运作，而是通过征税迫使投机者离开住房市场来保证住房被充分利用。

　　□陈瑞(香港大学房地产与建设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