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者最盼什么?无房户又最盼什么?答案应是不言而喻的。但现实生活往往很复杂，失业者怕就业和无房户有房不敢住的情况，有时候竟然也会发生。

　　眼下广州就有一例。9月13日《羊城晚报》报道:失业的钟先生一家三口靠妻子打工挣的800多元生活，住的是母亲单位仅12.5平方米的公房。最近，他申请的廉租房批下来了，与此同时居委会也帮他找了一份月入800元的工作。但是，如果他去工作，意味着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了430元，便不能再领取低收入证。没有低收入证，廉租房租金便将由每平方米1元涨到13.5元，儿子每学期1100元的学杂费也不能再免。而且廉租房位置偏远，还会提高生活成本。

　　于是，对这位钟先生来说，去就业不如不就业，廉租房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水中月镜中花。

　　从这位钟先生的困局，可以看到当前扶助低收入者政策的一些明显缺陷。一是低收入标准定得过低。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430元便不能领取低收入证，相应地也不再能享受别的一些优惠政策，但在广州这样著名的高消费城市，这个标准显然有点罔顾实际。二是廉租房的租金标准不该这么一刀切。对廉租房的租户，在衡量其收入水平的同时，显然更要衡量其支出水平。

　　无论如何，不能让一个失业者，因为去工作了而使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因为廉租房的租金收得过高，让入住的低收入户的生活雪上加霜。让低收入者有业不敢就，有廉租房不敢住，表明这样的扶助政策设计失当。

　　而且，刚看完这位钟先生左右为难的另类故事，又看到9月14日《广州日报》的一则报道:广州部分保障房小区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户主无法承受，迫使部分家庭只好出租转租。特别是某些经济适用房户主无法承受月供压力，只好收取租金还房贷，而自己只好过回以前无房或小房的日子。但这种做法却是违规的，使得这类户主同样左右为难。这种“为难”，固然是由于低收入者的经济困难所决定，但相关政策的缺陷肯定也难辞其咎。比如笔者很不明白的是，假如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户主，确实一切条件都是符合的，则他们将到手经济适用房出租以“经济自救”，这怎么能算违规呢?显然，有关部门应该将这种情况与骗购经济适用房以出租者加以区分。

　　当然，如何公平而高效地扶助低收入群体，的确是个很大的难题。就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本身难免有其苦衷。但是，对低收入群体的扶助政策，一定要拿出最大的理解和善意。让低收入者左右为难的扶助政策，肯定是值得反思和完善的政策。 （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