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舆论和上百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动下，二次房改有了实质性进展。两位代表议案的核心内容都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供应对象是占城镇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根本目的是解决夹心阶层的住房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三三制)。

　　这一提法又是一次大的转向，计划经济时代，住房是国家分配，是完全的公共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住房变身为商品。然而这幢商品的大厦成为摩天岭的时候，却让人迷失了双眼，再也看不清脚下的大地。房子到底是什么？是财富和泡沫的冷冰冰的符号还是孕育着幸福和理想的家园？

　　如果只是一个没有情感的商品，或者是个炫富的标志，那么我们的代表和委员不必要为之伤透脑筋，如果还认为，房子是幸福指数里面的一个重要标的，那么就有必要重新给房子定位并命名。因此，从商品再回归到“准公共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等于重新赋予住房以人性化的寓意。

　　第一次房改，将住房的属性顺时针旋转了一次，住房成了商品，如果施行第二次房改，需要将它再次顺时针旋转一次，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原，因为住房及其附加在其上的房价问题，已经是民意焦虑的焦点，第二次的旋转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三三制”的目标就是要回归公共产品，回归公益。而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保卫公共利益。虽然市场机制在准公共产品中依然发挥很大作用，例如新加坡和日本公房可以由国营公益机构运营，英国和德国可以由协会、互助组织运营，美国却可由民营公司运营。但归根结底，政府依然是制度实施的主导者，包括家庭准入、退出标准、租金标准等完全在政府手中。

　　二次房改不是简单的重复顺时针的动作，准公共产品也不能是再次“试错”，这需要地方政府新智慧和勇于纠错的勇气。有错必纠才能真正归位。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