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近日在参加广东省两会分组讨论时说，现在广州的住房出现一个问题，一个地方集中高收入层群体，另一个地方又是低收入群体，这样下去，将来肯定要出问题，“开发商建房，不要让不同收入的群体住在不同的地方，一个项目既要有富民区，也要有贫民区，否则将来整个社会资源的分布就不均匀了。”(见1月19日《信息时报》)从长远来看，富人穷人“分居”确实蕴含了不少风险：优势资源的不公，阶层意识的对立等，随便哪一条都不是小事。

　　很多人认为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是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就是消除贫富差距。但笔者以为：适当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的，非但不会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处理好了还会成为推动力。但让公众接受这一点得有两个前提：富起来的人不存在原罪、腐败之类的行径；贫穷者具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两个前提之上便是一个自然顺生的逻辑：在公共利益方面，富人不至于对穷人形成利益侵害。如果具备了这样的前提，富人穷人是“混居”还是“分居”，并不重要———没有观念、利益上的“仇富”、“笑穷”之说，自然就没有了“分居”带来的那些矛盾。而要做到这些，很重要的力量就是穷人、富人之外的“第三者”———政府，是否能摆正位置。

　　就拿“分居”来说，政府要做两件事：开发商不是爱给富人建房吗？不要紧，重要的是限定好游戏规则，有透明、规范的操作监督；穷人不是买不起商品房吗？很要紧，政府出资建经适房、廉租房，并以公平的方式售租给急需者———这叫两手抓，两手硬。

　　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恰恰相反，两手不抓，两手不硬，该干的不干，不该干的拼命干。商品房市场充满了桌子底下的交易，诸多审批乱作一团；经适房、廉租房建设则是每年“千呼万唤少见房子来”，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每年拿出十套八套应付差事。

　　“第三者”这么站位，实际上就造成了“开发商在规划城市”的局面。开发商明白，富人的钱更好赚，所以，人为地制造出“富人区”，把房价炒上去———以趋利为本能的开发商才不管你富人穷人“分不分居”呢。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贫富分区会有很多麻烦，无形中会造成城市里学校、医院、超市等资源倾斜与失衡的状态。因此，应对这个局面，不能把希望寄托于道德呼吁，政府更需要及时修正站位，明确自己的职责，努力消除形成“分居”局面的不利因素。如果矛盾不排除，强行期待像积木一样把穷人区富人区拆散重组，恐怕即使实现了“同居”，更多的摩擦却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同居”恐怕比“分居”好不到哪儿去。(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