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租给危险分子，最高罚房东50万元”的规定，之所以遭遇极大争议，说到底，就是在责任与权利问题上，公共管理未能给出一条清晰的边界，对公众形成一种权利容易遭受损害的心理焦虑。所谓责任的归责任，权利的归权利，如果公共管理把公民的某种责任扩大为“无限责任”，其后果，也就是对公民权利形成侵犯。

　　不可否认，“谁出租、谁负责”这样的管理思维，具有特定的制度善意，它是寄望于通过强化出租人的责任意识，把对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关口”前移。问题是，赋予房东特定的监督责任，应该是有边界的。因为房东不论是从技术支持层面，还是从权力支撑角度，都无法承担“侦探之责”。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人口流动与房价高企的年代，“房客”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一个庞大群体的共同身份了。很显然，房东并不完全具备核实承租人身份的技术能力，他们很难依据一纸证件就能分辨出承租人是不是“危险分子”。此外，承租人的个人隐私是不可侵犯的，房东根本也不具备权力对承租人进行过多涉及私权领域的“调查”。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不知道会不会是把房屋租给危险分子了，自然就会时时担心罚款“噩运”的不期而至了。

　　简单地把“谁出租、谁负责”作为一种公共管理的法则，既容易陷于僵化，又容易造成公权对私权的侵犯。事实上，这些年对于出租屋的管理，一直都纠缠在这样的“死结”上。事实上，如果出租屋被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范围之内，流动人口不再是临时化的“管理对象”，流动人口享受到法律赋予的种种权利保护。那样，还用得着把房东们逼得像侦探一样，甚至不惜侵犯房客的隐私，也要去看清他们身上到底有没有“危险分子”的文身吗？(摘编自《华商报》3月2日文/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