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这个牺牲全都挪到业主身上”

　　“我们买的时候再三追问，开发商说大棚全都符合相关手续。本来是欢天喜地奔着这个来的，现在看来我们等于上当了。”在北京吉利大学附近的吉利庄园，一位姓余的业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开发商)说原来(设计)是合情合法合理，都是经过政府审批的，怎么现在又不行了呢?如果以前都是政府审批过的，现在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如果说以前是他们(开发商)私自那么搞的，那么他们(开发商)自己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政府都审批了，就不能变更了。已经交了一年的钱，利息不说，你把本钱退还给大家，你爱怎么拆、怎么搞你去搞去吧。”这位业主抱怨说。

　　“多方都要承担牺牲，不能把这个牺牲全都挪到业主身上。”对于买来的大棚如何处理，该业主表示，“我们可以用那边大棚种地，资源浪费了就浪费了，受害的是我们老百姓啊，是不是?”

　　在吉利庄园大棚前，自称昌平区阳坊镇驻村干部表示，“其实，有些业主是明白政策的，他不怕，反正有钱，就在这里占着。都是闲钱，他无所谓。也没准当时一下子糊涂了，没绕出来，就是想试试能不能捞一把，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位镇干部指着大棚里的蔬菜告诉记者：“这些菜都是业主种的。种的这些菜，卖掉的话，连种子钱都卖不出来。说种地都是胡扯的，有的业主还在想，反正30年，等今年风声过了，以后再弄，反正跟小产权房似的。

　　“开发商没赔，就是赚多赚少，也还有一部分没卖出去的。但是现在找他退钱也没有，钱都投到这里来了。”关于业主能否索要交出的房款，这位干部表示。

　　该干部还透露，“有传言说是有人找到北京市政府有关方面，想让他们给变更成产权房，搞产权证。政府才发现这个东西不对劲，这个事才被暴露出来。这种东西在京郊已经有3年了，最早是在南边兴起的，也是先从那边发现的。”

　　从开发商介绍的情况来看，目前北京购买这些“农家别墅”的人，大都是市区居民，有机关干部、老教授、个体业主、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等等。

　　农民的“无奈”：

　　“补偿金赏你多少是多少”

　　“一亩地只要几万元的补偿，政府就可以征用我们的土地，然后以几百倍高价拍卖给开发商。而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放入市场进行流转，或直接进行开发?”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一些村民的议论和不解。

　　“农民最大的资产财富就是他的土地使用权，而通过土地流转，使他们所拥有的最大资产财富变现成其加快经济发展的生产资本。”阳坊镇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于是，很多集体经济组织试图通过‘小产权房’等形式让一些农民发家致富，也凸显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将土地使用权变转化本的迫切愿望。”

　　“当地农民的土地租出去可以收租金，自己种可能面临着赔。”阳坊镇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大棚农民自己留着种，挣不到什么钱。别说一个大棚20多万，给他十个棚20万元他都不要。这个棚租给他，叫他一年交5000元钱他都不干，因为他交不上去。

　　这位干部表示，“村里是绝对不主张农民自己在大棚里种菜的，他们要的是眼前利益。租那样的农耕地，一般是300元/亩1000元/亩。而把这些地建成大棚别墅租给城里人，每亩的收益可达到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比普通耕地多出许多倍。”

　　对于市区居民在村里买大棚别墅，昌平区阳坊镇的一位农民告诉记者，“这些大棚出租给城里人每亩收益上万元，而我们只得到区区几百元，赏你多少是多少，谁知道村干部和开发商从中捞多少。”

　　另一位农民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拿到了900元的补偿金。当问及对拆除“大棚别墅”的看法时，他无奈地说，“政府有政府的安排，群众有群众的意见。”

　　谁该承担“责任”

　　据了解，北京市目前发现的34个非法用地设施农业项目中，已经完全拆除8个，正在拆除5个，拆除非法建筑物近6万平方米。其余违法用地项目，部分将由有关国土资源分局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或进入立案查处程序，部分将以区县、乡镇政府为责任主体，拟定拆除整改计划，力争6月底前全部整改。整改中将区别不同情况，可改为种植大棚的予以改造;地面已硬化的，彻底拆除。

　　“其实我认为大棚整改是对的，应该把损失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去整改，应该有个标准，让业主、政府、开发商、村民损失最少的情况下来做这个事。”一位开发商也是满腹的怨言：“说大拆大改，浪费的资源是谁的呀，全是社会财富。”

　　对于“小产权房”问题，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曾表示：政府不应将这些房子全炸掉(违章违法建筑除外)，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浪费。也不应该让这种明知违法的交易继续存在，更不应让农民和市民都在法律无保护的情况下承担风险与损失。

　　对此，北京市平谷区委信访办主任李志刚认为，“在基本农田中间不许搞这些建筑(大棚别墅)，必须拆，即使开发商、包工头有意见，该走法律程序可以走法律程序。作为政府来讲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土地政策，必须拆。而相关的处置方案及善后事宜，还没有最后确定。”

　　平谷区峪口镇大棚别墅承建方之一、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于占明对此十分不满，他说：“政府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刚建设的时候政府相关领导也过来看了的，说应该建的，政府也是要创效益的。施工期间领导也常来，在3月份，基本上每两三天来一次。”

　　有分析人士认为，既然是确定无疑的非法建筑，在生态房的萌芽状态就应给予最严厉的封杀。加之，生态房的政策依据模糊不清，开发商与相关部门“各执一词”。给资本的介入提供了极大的操作空间，最终演化成一个利益涉及广泛的社会事件。

　　据悉，这种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初步估算涉及金额高达数十亿元。除了这些损失之外，众多业主所面临的索赔困境，多方主体的责任纠纷等问题，都难以回避。

　　有关专家认为，政府此次集中拆迁行动相对于小产权房已有了较快的反应速度，但仍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政府应逐步建立一套实时监控、预警机制，一旦发现有各类形式的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可立即勒令停工恢复原貌，并加大对相关责任人的惩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