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区第一批更改的路名中，佑圣观路被改为“胜利路”，孝女路改为“新德路”，将菩提寺路改为“新声路”，将蕲王路改为“湖边路”……如今，这批更改过的路名基本上又被改回了原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座城市的风雅传承即使发生暂时的断裂，也不妨碍它在后来的时光中逐渐复原。

　　风雅，是这座城市不可篡改的精神肖像，更是这座城市不可篡夺的精神资产。

　　1959年，虽然即将面临共和国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但是这并不影响杭州这座风雅之城以解放路为原点，沿着延安路滋生她的繁华基因。更多的道路和楼宇新建起来了，但是人们的住宅状况仍然艰苦，仍然有许多人愿意通过对新中国与旧社会的住房比较，去获得兴奋度和幸福感。然而，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公房时代的隐疾。

　　解放路与延安路的时空对决

　　1961年的“房屋置换”

　　风雅，一座城市的精神资产

　　公房时代的幸福与隐疾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大多数居民仍然愿意通过对新中国与旧社会的住房比较，去获得兴奋度和幸福感。1961年，住在里仁坊的楼阿三在一篇题为《我的住房》中这样写道：

　　我今年六十五岁了，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因为我们缴不出房租，被资本家赶出，流落在街头。后来无法可想，只好去住“会馆”。“会馆”是放死人棺材的地方，一走进去就有股难闻的臭气，里面阴森森的黑得怕人……我现在住的是一所很好的朝南楼房，有玻璃窗，空气流通，阳光充足，冬天暖洋洋，夏天凉风徐徐吹来，真叫人舒畅。楼梯旁有路灯，房门口有门灯，房间里更不要说了，开关“拍答”一响，电灯光照得满房通亮。棉床上崭新的红、绿绸棉被，崭新的床单，还有大衣橱、大被橱、红漆写字台、茶几，还有收音机，我随手将收音机一开，马上可以听到国家大事和悦耳的音乐。

　　这样的文章屡屡见诸报端，当时的《杭州日报》甚至开出了“以主人翁态度管好用好国家房屋”的专栏，以读者来信选登的形式呼吁大家“不忘旧社会住房子的苦，珍惜新社会住房子的甜”。在这样一系列的感情文章背后，其实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在作祟：由于房子都是国家分配的，而不是自己购买的，因此难免就有一些人不那么爱护公房。比如在延龄新村，两套同样结构、同时投入使用的房子，由于住户爱护的程度不同，一套历久弥新，另一套却已有不少损坏。

　　于是，政府开始积极树立一批爱护公房的好榜样，当时的全国建筑劳动模范楼子良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拱墅区五一新村已经住了8年多，他的房间不但房门、窗户、电灯、墙壁都完好无损，门窗玻璃也擦得光亮照人，墙上屋角无积尘、无蛛网，“他们在移动家具时，为了不使红漆地板摩擦坏，你抬我扶，轻摆轻放，从来不乱推乱拉”。

　　虽然1965年杭州市房管部门专门开展了“爱房服务运动”，但是这些公房时代的隐疾，还是要延续许多年，一直到商品房时代的兴起。

　  记者 刘德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