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另搞一套”

　　和李明相比，现为《中国经济名家讲坛》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李开发更早为媒体所熟知。

　　在2004年至2006年以“郎顾之争”为发端的国企改革大讨论、2005年“圆明园防渗工程”引发的关于水资源恶化的讨论、2007年至 2008年的“许霆恶意取款案”中，李开发都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人物。

　　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李开发说，他已将十易其稿、增加了背景、论证和解读的《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最新版本，递交给某些参会人士和国务院下属相关部门。

　　李开发说，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是因为几年前温家宝总理说过的一句话。

　　2007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出访中亚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提出“我们确实应该设计一个好的住房制度”。总理的期望，使李开发有了起草一部《国家住房制度建议稿》的想法。

　　从那以后，李开发四处调研，足迹遍布上海、深圳、广州、南京和武汉等房地产热点城市。由于本身有一定的知名度，李开发在调研过程中受到一些当地高层领导的接待，也拿到了大量一手数据。他还深入湖南、河南等省的农村腹地，调研农村宅基地闲置、农田弃耕等现象，这些调查成为他将进城农民的住房保障写入国家制度建议稿的论据。

　　调研之余，李开发研究美国、韩国等诸多国家的住房制度，再就是到处请各类专家、房地产业内人士“喝茶”。

　　2009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李开发拿出了《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的初稿；在经过10次修改后，李开发终于形成了2010年版建议稿。

　　李开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起草的《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每一条都有相应的中央文件作为依据，最大限度地契合了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而不是“另搞一套”。

　　在他看来，“国家住房制度不能光考虑如何正确、如何与国外理论接轨，更重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

　　建议稿的争议

　　翻开李开发版的《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可以发现，文中非但有制度条款，还有解读和论证。李开发告诉记者，这是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防止别人误读误判。

　　《国家住房建设制度(建议稿)》中，最有争议的当属“第十一条”：向农村宅基地制度借鉴经验，构建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体系。其中引入“基础性保障住房权”概念，为首次置业的居民划定一个基本保障面积，形同于农村的宅基地。

　　李开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这一条，此前曾有位专家讥笑：“不如在城里给每个人都分一块地，让他自己盖房子”。这位专家认为，除非改变现行土地制度，否则无法实现。

　　就此，李开发在新版建议稿中慎而又慎地作了修改：“城市居民住房保障实现方式的基本内涵与农村的宅基地制度是一致的，实施城乡居民一体化的住房保障，是国家住房建设制度的核心。”同时又在条款下作出解释：此条款不是要改变现行土地制度，那是“专家的误解”。

　　李开发表示，他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沿海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15~20倍，已经明显呈透支迹象；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银行打开信贷闸门，有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业，一些国企成了“地王”；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举债建设政府融资平台，预埋下金融风险。

　　“房地产尽管带动经济增长，但对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宣传过高、扶植过多，必然会挤压制造业等其他实体产业，使资源配置失衡，经济面临结构性风险。”李开发说，“房价高涨与就业率下降已经现实地联系在一起，对整个经济环境已构成威胁。”

　　在李开发看来，如果此时能推出国家住房制度，“将是更好地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核心选项之一。”

　　据他测算：“北京有500万外来人口，至少有300万人是白领。如果出台住房保障制度，让其中的150万人能够买得起约40万元/套的房子(80平方米，其中保障型待遇50平方米，调剂型的30平方米，为一套房)，合计拉动的消费就高达6000亿元。”这仅仅是北京市。如果按全国来算，李开发估计“有可能拉动消费10万亿至20万亿元”。

　　“这是货真价实的内需。能拉动如此巨大的消费，只有国家住房制度能办得到。”李开发说。

　　他还认为，国家住房制度要通盘考虑，住房至少涉及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户籍制度、教育资源和社会保障等若干方面。有必要由国务院牵头成立专门机构，“找中立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参与”。

　　房改的全盘考虑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在李开发和李明分头起草的两部住房制度立法建议稿中，出现了不少观点交集。比如，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保障”的理念和原则，扩大中等收入家庭住房保障覆盖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住房保障体系、对进城农民实施居住保障，以及支持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培育多个不同的房地产开发主体，等等。

　　在李开发和李明发出“二次房改”声音的同时，2010年1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发行了一部新书——《第二次改革》。出乎出版方意料的是，一部艰涩的理论著作，竟排在了同期畅销书的前列。书中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概念，指出“前30年的改革以破为主，后30年更多强调的是立”。

　　3月3日，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当天，该书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采访。

　　迟福林告诉记者，自金融危机以来，他始终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的变化。

　　“从国内来讲，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即从‘生存阶段’变为‘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长期坚持的以追求GDP总量为目标的‘增长主义’将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会成为下一步最基本的大目标。”迟福林认为，下一阶段，经济问题会退而求其次，社会方面的问题将越来越急迫。

　　“第二变化来自于外部。”迟福林说，“金融危机显示出欧美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使得中国长期奉行的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要面临调整。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后30年恐怕会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转型。”

　　在迟福林看来，中国下一阶段“是继续往追求GDP总量为目标的‘增长主义’老路上走，还是另辟一条新路，朝着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上走”，需要一个理念上的抉择。而抉择的关键期，恰在最近这三五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告诉迟福林，他的上述理论，已被李明作为注脚引入其“二次房改”的论述中。对此，迟福林说：“房地产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如果房地产的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不好，则可能不仅是对经济有冲击，甚至会对社会都有更大的冲击。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把追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

　　对于“二次房改”，迟福林表示，“应该承认，第一次房改在加快房地产市场化方面有重大推动，但同时也应承认其间肯定有失误。比如，加快商品房发展的同时，保障住房严重缺失。”在他看来，改革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多，因而一定要历史地看待房改。今后改革，更多地应该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去全盘考虑。

　　摘帽“支柱产业”

　　近一年来，在“二李”的“二次房改”和迟福林的《第二次改革》之外，就“房地产是否该被视为支柱产业”、“房地产”和“住房”政策应区别定义等大是大非问题，房地产理论界也热议不断。

　　一些专家认为，第一次房改之所以会出现过度市场化的倾向，与对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定位不无关系。自从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第18号文件)中首次提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以来，地方政府大力推行住房商品化，“土地财政”长盛不衰，保障房建设却严重不足。

　　在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迟夙生在其议案中写道：“第二次房改的重点，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他认为，“二次房改”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解决老百姓住的问题，一方面创造极大的内需”，而不是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房价涨了，就调控一下，如此周而复始。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应调整将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的思路，使住房政策向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回归，向社会保障和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上回归。

　　要不要继续保留房地产头上“支柱产业”这顶“桂冠”，目前争论愈发激烈。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多年以来，房地产是抢了建筑业的“功”，“支柱产业是建筑业而非房地产业”，拉动50余个相关产业、带动每年2000万人就业的，也都是建筑业，不是房地产业。因而，有必要正本清源，给房地产“支柱产业”摘帽，“过多的资源向房地产业集中，实际上是一种浪费。”

　　吴晓灵则提出，“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着眼点是主要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还是主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关系到如何确定房地产市场发展政策和调控取向”，“国家应对房地产政策和住房政策有所区分”。

　　这一观念在2010年地方两会期间出现和声。2010年1月底，曾任建设部部长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40分钟的发言中用30分钟谈房地产问题，提出房地产业“二分法”：“住房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市场属性，一个是民生属性，不能只讲市场属性，不讲民生属性。”

　　上海市长韩正公布了一个大于“一分为二”的数字：2010年上海市计划开工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将占全市总住房量的60%以上。

　　同时，北京计划新建保障房13.4万套，占全市住宅开工套数的50%以上，自住型、改善型等各类政策性住房用地供给超过1250万平方米，占住宅供应总量的50%以上。天津、重庆和深圳等地也表示将采取类似行动。

　　如果不出意外，未来两三年内，“房地产”和“住房”至少在市场格局上会出现更为清晰的分野。届时，就更加需要在制度上为二者划定“楚河汉界”。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