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产品是准公共产品还是市场化的一般产品？

　　我国住房保障是要搞大保障还是小保障？国家应不应该在保障低收入家庭基本居住权利的同时，保障中等收入家庭以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买得起房？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是需要实行三三制还是双轨制？如果反对住房三三制，请提出反对的理由。如果赞成双轨制，请用百分比等数字说话，提出保障性住房覆盖的范围和解决中等收入家庭住房的途径。

　　请提出你讲“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的理由。

　　请提出你讲既不符合保障性住房条件又买不起房的人群“买不起房是他们的耻辱，活该”的理由。

　　请表达对于重庆市长黄奇帆提出的“高端有遏制，低端有保障，中端房价与老百姓收入相匹配，是我们一种比较理想的城市住房模式”的观点以及重庆市三项住房新政改革的看法。

　　应该说，上述问题是很多人想问任志强的。而对李明而言，他渴望与任志强及其他不同意见者进行一场观点的交锋。

　　“可能此前各方对于住房制度的观点不太一样，这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未来的住房制度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求同存异的结果，而不能是仅仅代表一方利益。有事摊开来讲，道理越辩越明嘛。”李明说。

　　在李明看来，两个万言书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现行的住房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不同之处是各自思路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对立的。任志强的万言书一半是忠言，一半是谬误：忠言表达了改革的愿望，谬误代表了开发商利益集团对于住房新政的抵制。

　　住房保障立法成众望所归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尽管两个万言书存在着激烈的观点交锋，但有一点是双方所共同渴望的，那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给予明确而且效力更高的规范。

　　任志强在他的万言书中提出，“问题不是出在监管上，而是出在制度上，没有好的制度就根本不可能有有效的监管，尤其是制度中的执法权不是在司法机构而是在制定制度的管理者一方，监管就更加不可能有效了。最简单的监管是将合理制度下的监管权向司法部门转移，变成任何人都可以用公开诉讼的方式对市场运行进行监管，这才是最有效的公民监管……核心的问题在于制度的滞后与法律的不严肃性，因此只好拼命地用监管来管理市场，结果市场的好坏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官员们的责任心决定了”。

　　此外，任志强还认为，保障性住房更应该纳入法制的轨道。“政府应扩大和严格执行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建立以对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给予保护。尤其是应该用立法的方式强制纳入各级人大监督的预算，将土地收益的合理比例部分投入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并对地方政府予以问责”。

　　李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两个万言书都承认，过度市场化使政府将市场化的商品房变为所有居民解决住房的唯一途径，必然让被排除于保障之外的民众没有了其他选择，只能进入市场去拼搏。应该问责的是政府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工作，也应对此进行严格的考核。要明确保障的对象和保障的方法，而不是利用公权力借保障性住房的名义满足收入再分配利益集团的欲望。

　　两个万言书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任志强认为，每次地方政府试图用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管制时，都会对部门的权利进行一次再分配，以增加权钱交易和腐败的寻租机会，让本来由市场决定的事情变成了由权力决定的事情。而“二次房改”派认为，应该加大对交易秩序的监管，对于违反规定非法获得城镇保障性住房、公共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农民宅基地者，属于国家公务人员和国家财政开支人员的按照贪污论处；其他人员按照诈骗论处，严厉打击利用公权力和各种非法手段在保障性住房和公共住房中牟取不正当利益。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社会上对一次房改中的偏差和缺陷已经产生了广泛认同，并指出了其中两大弊端：

　　货币化补贴政策与市场房租房价严重脱节。业内人士认为，切实可行的住房货币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住房实物供给充分，二是货币化住房补贴的数额能够跟上房价和房租的实际涨幅。但在1998年决定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时，中国并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

　　保障性住房建设与供给缺乏制度保障。从原则上说，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对象应当包括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进入城镇的长期务工人员。但在实施过程中，许多城市都面临无法准确界定住房保障对象的尴尬局面，政府很难有效地核实经济适用房购房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在此次由“二次房改”派发起的论坛上，刘明惠提出，“应尽快实施住房保障法，用法律的形式纠正一次房改的缺点”。

　　“住房保障法已经列入住建部和国务院法制办今年的立法计划，如果今年不能出台住房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也应该在明年全国两会上作出说明。”李明说。

　　据迟夙生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今年两会之后已经把她的议案转交到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国土资源部等有关单位办理。

　　而在研讨会现场的一位财经媒体记者称，侯淅珉曾向他透露，住宅保障法草案很快会和公众见面。（杜晓 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