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无地位,鲁迅论其“不称”

　　陆士谔作品涉及各个类别,有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滑稽小说等。一部《血滴子》使得世人多以为雍正之传位和丧命；一本《新上海》已成谴责小说的代表作,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新上海》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同列其中；以抗击八国联军为题材的小说《冯婉贞》的部分内容被编入《清稗类钞》,后人又将此作为史实编进了历史课本。

　　不过,除了几部代表作品时有出版外,陆士谔的其他书都难觅踪影,包括《新中国》。据这本书的策划人、永正图书总裁助理张进步介绍,去年10月份的时候,他看到媒体的报道,就有了重版《新中国》的想法。但是陆士谔的家人也没有这本书的原版。上海图书馆却只有半本(本书分上、下部),家属也借不出来,只能影印。后来张进步在北京的一个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的全本,经过很曲折的过程,终于拿到手。还有一些陆士谔的小说,是在报纸或者杂志上连载,没有结集成书。而田若虹等学者在研究他的著作时发现,有些书根本找不到了,只是在他另一本书上的后页有预告,说明即将推出陆士谔的××书。

　　陆士谔不为大众所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没有出现陆士谔的名字,只在第28篇中提及:“《孽海花》亦有他(《碧血幕》、《续孽海花》)人续书,皆不称。”那部《续孽海花》,就是陆士谔的作品。阿英《晚清小说史》虽多处提及陆士谔,品评却一律取贬抑的态度,称其作品“不足观”或是“粗制滥造之讲史”等。研究者欧阳健表示:多数读者、研究者读不到陆士谔的书,心底里又横梗着权威的论断,又怎能让陆士谔“热”起来呢?

　　田若虹教授告诉记者,过去人们对地域文学的关注本来就少。像陆士谔是上海地区的小说家,一般认为他是二、三流作家,把他归为鸳鸯蝴蝶派,或者武侠小说家,民国小说家。因为他写了20多部武侠小说,有的还写得不错,比如《清史演义》、《红侠》、《黑侠》。而且在大家眼中,近代文学处于两个高谷之间的低谷,前有《红楼梦》后有鲁迅。“近代文学作品被湮没的很多。他们往往出得快,但是马上成为过眼云烟,没有传世的价值。很多人又是用笔名创作,游戏笔墨,留下更难。”

　　写小说上百部,主要是因为“穷”

　　陆士谔的远见卓识和爱国胸襟与他的家世分不开。陆士谔于1879年1月16日,生于江苏省青浦(今属上海)朱家角蓝坊场长弄堂陆家弄。他的祖先陆逊,是三国时期东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刘备曾被陆逊火烧六百里。这是他非常崇拜的先祖。松江古称“华亭”和“云间”,皆与陆氏家族有关,陆士谔的笔名也叫“云间龙”。后来,他自己设计了红木书橱,门上就雕着云和龙,抽屉做了暗屉,图案也是云间龙。这是他最喜欢的图案。

　　陆家一直是书香门第,多出达官贵人。到陆士谔的祖父时,太平天国的战火把家产大部分都烧掉了,从此家道中落。陆士谔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为了养家糊口,他14岁就到上海打工。当时没有钱,也没有亲戚和门路,只有一口青浦朱家角的乡下口音。上海人欺生,陆士谔吃尽苦头,17岁又回到了朱家角。陆贞雄回忆,当时陆士谔曾街上敲锣、卖唱、作韵书。“韵书”就是现在的即兴演唱,要求看到一个人就把他唱出来,最后几个字要押韵。陆士谔就像是现在的急智歌王张帝。因为出身的缘故,他的父亲不让他做这种低等营生,把他拖回来。当时他们家里穷到吃饭没有小菜,梁上挂了一条咸鱼,孩子们看一眼咸鱼,吃一口饭。如果孩子多看两眼,大人就会叫“咸死了,咸死了!”提醒他们不要多看。

　　贫困是陆士谔后来写作的一大动力。他回乡后学习了几年中医,再闯上海滩。一开始,因为没有什么名气,病人来得不多。当时要供弟妹读书,又要养妻儿,经济非常困难。于是他就开了一个租书铺,一边看书,一边尝试着写些短篇、中篇小说。1908年,改良小说社号称每个月要出10本新书,后来两个月才出了1本新书。后来他们广发征文启示,上面写道“我们出版社出书稿费从优”云云。重赏之下,陆士谔积极投稿,《新中国》、《新上海》、《新水浒》等“新”系列都是这个时期“逼出来的”。后来改良小说社两年出了34部书,大部分是陆士谔的作品,大概有16部小说。后来田若虹教授考证出,活到66岁的陆士谔,一生写了小说上百部,医学专著40多部。他成为名医之后,小说写得少了,买了许多地。

　　“以前他留下来的书很多,后来文革抄家,红卫兵来了一拨又一拨,书都烧完了。现在留下的还有象牙三件套,一个是象牙章,镶银,五个字‘青浦陆士谔’,中间五个点,因为他的笔名又叫沁梅子。一个是梳胡须的梳子,他胡子很长,出门定要梳理。还有一个牙签。铜器四件套,包括瓜子钳、镇纸环、铜锁等。铜锁没有钥匙,但不会用的人打不开。他的生活非常精细。”陆贞雄说。

　　小说全才,有狗血畅销书也有经典

　　陆士谔到底是不是像很多学者所说的“被低估”呢?作为唯一写过陆士谔研究专著的权威人士,田若虹教授认为,从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来说,陆士谔作品和同时期《儒林外史》这样的经典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像《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都是经过作者反复润色加工,凝结了数十年心血。而近代小说家几天就一部作品,有时还同时写几部,根本没有太多时间修改。近代小说功利性很强,首先是政治的功利性,当时梁启超把小说的地位抬得很高,大家相信小说可以“兴政治、经济、宗教,改造社会”,大众迫切需要这种社会批判武器。一个是小说家为了生计,像吴趼人、陆士谔生活困顿,创作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还有一个方面是当时已经有了商业运作,很多人既是作家,又是刊物编辑,又要销售,小说产量特别高。

　　但是在大量应时之作中,陆士谔的作品还是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印记。他的作品,题材异常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官场、医界、历史、武侠、黑幕,可以说那个时期没有这样的全才型小说家。过去人们偏重对他某一部分作品的认识,没有完整的考察。

　　另外,他的小说叙事视角很特别,作者的参与性特点很明显。他常常会用自己的名字或者笔名、别号在小说中参与情节。比如在《新中国》里,主人公就是他和他的女友(实际上是夫人)。他又是叙述者,又是参与者。“古人用自己的字号参与到作品中,其他也不乏见,但他特别突出,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他还借鉴了很多西方的表现手法,在语言、叙事等方面,都善于运用新手法,区别于很多其他作家。

　　他写了很多谴责小说、拟旧小说,是旧瓶装新酒,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是那么枯燥,比如《清史演绎》、《孝庄皇后》都写得不错。他嬉笑怒骂,将矛头指向官场、商界的黑暗,比如在《鬼世界》中影射慈禧,鞭打现实人生。后来他还因写得过于直接和激烈,得罪了上海黑道,儿女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田教授认为,陆士谔最有价值的应该是社会小说。“写得好的比如《新中国》,是在国内首次用预言的形式。预言体、未来体这种叙事模式,可能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新中国》、《新上海》、《新水浒》等‘新’系列都很有特点,还有《血泪黄花》,主要是思想内容出色。”她表示,陆士谔的社会小说,是人们了解近代文化、历史、经济的一个窗口,因为他太广阔了、太丰富了,社会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对于研究者来说,也具有文献价值,种种民国大事包括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都囊括其中。“现在反观他的作品,一个近代小说家,通过他的小说来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即使政治上、认识上有局限。他以《新中国》这样的作品,唤起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对美好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