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铁蹄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进入同盟国所属英法美等国的租界，强令逸园将所收票款的50%上缴作军费，法商因无利可图，被迫宣告歇业，此后，跑狗场相继成为日军的军用仓库，靠近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一侧的整排仓房也被日军改做车库，成为“全日大东联运社”停车库。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依据同美英政府签署的新约定，对外宣布收回上海租界，将原来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直接并入上海市政府管辖。此后不久，以法国总统戴高乐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于1946年2月28日派出专员，与国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例》，至此，租界在上海滩的历史彻底宣告终结。此时的逸园，赛狗赌博已被禁止，但其他的经营依然进行，园内设有足球场、旅馆、舞厅和露天电影院等经营设施，并开设逸园大饭店。总营业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但昔日的红火已不复存在。

　　逸园回到人民怀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府面临极大的财政压力，如何以最快速度收取必要的税款以解燃眉之急，是人民政权急需解决的问题。时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建议并与时任上海地政局长的王维恒联手，拟定了一条方案：用收缴上来的地产税，去回收“跑狗场”之类当时仍由外国人占有及使用的著名建筑和土地。

　　此时“逸园”在经营上已难以为继，加上拖欠的罚单和滞纳金日涨夜高，1951年10月，逸园资方因拖欠国家巨额税款、无力支付职工工资，经上海市人民法院中区分庭判决，将逸园饭店、跑狗场及所属土地、建筑全部判归上海市文化局，由文化局支付14亿元(旧币)抵充欠税，另l亿元(旧币)支付职工工资和遣散费，余款则属于香港赛马总会，上海方面将款项交给法方代表，请他带往香港赛马总会。从此，逸园回到了人民手里，开始成为上海人民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

　　1952年4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陈毅市长亲笔题写，逸园正式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文化广场”。11月，经市文化局申请，报市政府同意，将“人民文化广场”改称“文化广场”。从此，“文化广场”成为了上海市中心一个最为重要的群众集会、文艺演出以及接待国外艺术团体的场所之一。

　　至1954年，建成钢屋流桁式结构大会场，可容纳1.5万余人，并新建1224平方米舞台和1920平方米后台。开辟7000平方米展览馆，开设人民图书馆、少年儿童文化馆及3000平方米的文化休憩花园。

　　上世纪50年代，是文化广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热闹的时期。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在逸园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庆祝大会，宋庆龄、邓颖超等出席。7月2日，南下干部中的主要领导和上海地下工作者两千余人在逸园大会师，陈毅、曾山、刘长胜出席并讲话。7月7日，在纪念聂耳音乐会上，万人齐唱《义勇军进行曲》。8月5日，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逸园举行，饶漱石、陈毅分别作报告。12月5日，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也在此举行。

　　政治性聚会是文化广场的重要特点。1949年11月，上海地下党组织追悼王孝和烈士大会在此举行，会后，上海市总工会同时宣告成立；1951年6月，赴朝鲜慰问总团在这里作首场报告，掀开了祖国人民慰问“最可爱的人”的序幕；1953年3月，志愿军烈士黄继光所在部队调防回国后，也是在文化广场举行了第一场英雄事迹报告会……

　　1953年，陈毅市长在这里作了《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1956年，前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做了卓娅事迹的报告；1957年，刘少奇、周恩来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在“文革”之前的十多年里，文化广场极大地丰富了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最具号召力的大型文艺演出，因其上万的座位数，亦非文化广场莫属。1955年由世界芭蕾大师乌兰诺娃领衔的苏联国家芭蕾舞团、法国芭蕾舞团等举世闻名的艺术团体都曾在此登台演出。周信方、梅兰芳、盖叫天等也在这里的舞台上演出过经典曲目。

　　劫难之后重获新生

　　“文革”动乱岁月中，文化广场也在劫难逃，曾经上演过一幕幕疯狂、荒诞的闹剧。

　　1966年12月，“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1967年1月9日，史称“一月夺权”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在这里举行。之后“文化广场”被改名为“上海市文化革命广场”。由此开始，发生在文化广场内的武斗等各种闹剧不断上演，仅1968年8月至次年11月的1年多时间内，文化广场已被人为损坏到了破败不堪的地步。

　　1969年12月29日，正在修缮中的文化广场还发生了一场火灾，造成重大损失。

　　作为上海的文化标志之一，文化广场的重要位置是不可替代的。1971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文化广场开始修复，并于1972年底修复完工。此次修复，将文化广场的座椅全都换成了木制长排椅；同时，观众大厅也安装了我国第一幅宽银幕布，开始放映一些从国外引进的宽银幕电影：《巴布索亚历险记》、《第八个是铜像》等影片，就是从这时开始走进中国观众的视线。1975年，《解放》、《三本五十六》、《攻克柏林》等几部当时还只属于“内参影片”的战争电影也曾在此一度热映，那时，普通上海市民都以曾在这里看过这些电影而颇感自豪。

　　“卖花姑娘”唱响文化广场

　　1973年8月，朝鲜平壤歌剧院第一次把原汁原味的大型歌剧《卖花姑娘》带到上海观众面前。票子很早就被一抢而空，当时能容纳8000人的文化广场场场爆满，演出轰动一时。“花了两角五，哭了一下午，晚上没吃饭，还看下一场。”这是当年上海观众争相观看《卖花姑娘》时的真实写照，有的观众甚至是从头到尾哭着看完整场演出的。“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剧中女主角的这句台词给观众留下了难忘印象，而剧中 “卖花来哟，卖花来哟……”的主题歌也广为流传。《卖花姑娘》走进文化广场，也走进了上海观众的心中，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时代烙印。

　　之后，朝鲜歌剧《血海》也来到文化广场演出，其新颖、华丽、庞大的舞美设计，令每一个多年文化生活单调枯燥的中国观众惊讶不已。而随着《卖花姑娘》、《血海》的热潮，不少朝鲜电影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影片在中国大受欢迎，上座率远远超过如今的好莱坞大片。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广场的“文化”含义日渐恢复。1980年4月，日本著名芭蕾艺术家松下洋子率领“日本松下芭蕾舞团”来到上海，将芭蕾名剧《天鹅湖》搬上了文化广场的舞台。上海观众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身穿洁白天鹅裙的女演员，在宽大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当时的门票经过黄牛的手，从原来的4角钱，直涨到15元一张，虽然票价相当于当时一个青年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但仍一票难求。尽管坐在后排的观众，如果不借助望远镜，根本无法看清演员的面容，但在演出的3天时间里，依然是场场座无虚席。

　　1982年底，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领日本NHK交响乐团登上文化广场的舞台，演出了各种经典交响乐选段、协奏曲等共14首乐曲，令上海的交响乐迷们趋之若鹜。尽管因受场地、设备等条件的局限，演出效果并不理想，但人们为久违了的美妙乐曲而倾倒，也为小泽征尔那一头如雄狮般的长发而耳目一新。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诸多艺术团体也纷纷来到文化广场，登台演出，国外如俄罗斯的小白桦舞蹈团、美国杨百翰舞蹈团、英国伦敦青年交响乐团以及国内的东方歌舞团等，都将文化广场作为赴沪演出的首选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