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末。清朝政府并不知道自己正值末年，博览会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关键词，甚至被寄望为一剂拯救帝国的强心针。上海格致书院每月初一在《申报》上刊登题目，征集回答，其中有这么一道策论题目：近有审珍会，又名博览会，肇于何时？始于何国？其旨意何在？可析言之欤？一位叫做李成蹊的青年应征，他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可惜这份关于博览会的原始资料已经无法寻觅。

　　朝野上下不再满足于观看西洋景，他们开始尝试把博览会引入中国。1910年，江宁举办南洋劝业会。“劝业”是发达于晚清的专有名词，主要指劝工、劝商。在士农工商的架构下，农本商末，故常有劝农之举，工商不足论，但是晚清以降，工商的价值被发现，为了唤起重视，故常有劝工、劝商之举。劝业会是博览会的中国名字，南洋劝业会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博览会，22个行省提供展品，20万到30万人参观。在这20万到30万人中，有一些当时不被人所知，后来众所周知的姓名。

　　一位是29岁的绍兴府中学堂博物教员兼监学周树人，当时他还没有鲁迅这个笔名。周树人听说南洋劝业会的消息，建议学校将这一年的秋季旅行改为参观南洋劝业会。一行浩浩荡荡200多人，经杭州、嘉兴、苏州，抵达南京，在那里度过一个星期的时间。

　　14岁的湖州中学学生、后来以茅盾闻名的沈雁冰，详细地记载了参观过程。学校贴出布告，愿去参观南洋劝业会者交费十元。沈雁冰征得母亲同意，报名参加。他这样回忆：“校方包租了一艘大型小火轮，船上有宫舱、房舱，统舱，又拖带两条大木船，载人也装行李，从湖州到南京，行程二日二夜，我们一行共二百多人，包括教师四人，工友二人。在船上住的很舒服。船到无锡，我们上岸换乘火车。拂晓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猛抬头看见斗大的‘南洋劝业会’五个闪闪发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是许多小电灯泡连串做成的。我们由教师引导，先到浙江会馆，但会馆早已人满；临时找到一座大庙，大家打地铺，四位教师也不例外。”他们用了三天时间进行参观，“对四川、广东等各省展出的土特产，都很赞叹，这才知道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15岁的苏州长元和公立第四高等小学堂学生郑逸梅、16岁的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绍钧(即以后的知名教育家叶圣陶)均曾在学校的组织下，参观南洋劝业会。掌故专家郑逸梅后来这样记载：“校例有春秋两季的旅行，由教师带领，我就和一班同学，随着教师到南京，参观大规模的南洋劝业会……这个会场占地很广，特铺铁轨，驰行小火车，可以绕场一周，以助游客兴趣。这里每省辟一专馆，陈列各省的生产物资。各馆的布局和建筑各不相同，以符合地方特色。”

　　教员鲁迅和学生茅盾、郑逸梅、叶圣陶，在南洋劝业会擦肩而过，他们将在未来相逢。当时的教育机构，没有以安全为由阻止那些中小学生，几百名学生的跨省活动，又没有人身保险，校方实在责任重大。那些年轻的学生以及其他20万到30万同胞，在参观灯光璀璨的南洋劝业会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已是帝国的黄昏。

　　南洋劝业会的首倡者是两江总督端方。端方系1905年预备立宪五大臣之一，遭遇革命党的炸弹之后秘密出访，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十国，回国后力主效法明治维新。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端方衔命入川，军队哗变，死于非命。首倡南洋劝业会的端方，不可能预测到几年之后自己的那场灭顶之灾，他在筹备会议上表示“各国工商之盛无不从国内博览会入手”，南洋劝业会“不独商业上有关系，即政治上亦与有光荣”。

　　除了官方人士端方，积极参与南洋劝业会筹备事宜的还有民间人士张謇。他成为状元之后，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而是走了学而优则商的“邪路”，身体力行地跨越士商之间的天堑。他去过大阪世博会，敏锐地发现博览会主要在于“开来”，中国展品多为“彰往”，回国后便着手引进博览会。

　　此时中国虽然已经多次参加世博会，但是展品未能将博览会和博物馆、农展会区别开来，常常是一些准古董或者农产品。根据陈季同的记载，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展品，丝、茶、瓷器和雕花家具占据了大部分面积。南洋劝业会虽然是山寨版世博会，却最为理解世博会的精神，重在彰显象征未来的工商产品，对于鲁迅、茅盾、郑逸梅、叶圣陶们来说，电灯和小火车带来的震惊肯定要大于丝、茶、瓷器和雕花家具。当时的《申报》为南洋劝业会提供了舆论支援，进行连续报道和评论，曾经刊登《劝业会与立宪》，表示劝业会可以引起国民之经济竞争心，进而引起国民之政治责任心。

　　郑逸梅还曾提到：“民国后，杭州的西湖博览会，那是步南洋劝业会的后尘。”1929年，浙江举办西湖博览会，参观者多达2000余万。西湖博览会规模远胜南洋劝业会，历史位置却稍逊风骚，这是因为南洋劝业会具有清晰的价值理念，致力于实业救国，西湖博览会虽然有纪念统一、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诸多主旨，根本目的只是为了扭转财政困境。

　　四

　　关于世博会的想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西洋景”，一种是“中国梦”。

　　在陈季同引用的那封信里，他的朋友这样谈论自己的世博会见闻：“一位名叫爱迪生的美国人，将人的声音抓住，然后粘到一卷转动的蜡上。你只需将这卷蜡寄给朋友，他们也让它转动起来，声音立刻又说起话来，无论重复多少遍都可以。然而，欧洲人常常抱怨他们的女人爱唠叨。谁知道有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发明后，又会是什么样子！”茅盾在《子夜》开篇描述1930年的上海，电车的线路“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洋房顶上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吴老太爷更是无法承受这些冲击，突发脑溢血死去。

　　茅盾的这段文字，不知是否与他少年时代参观南洋劝业会看到“西洋景”的经历有关。此前，梁启超在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里，想象了60年后的博览会，“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吴趼人在《新石头记》里描写了贾宝玉来到1901年的情形，小说以贾宝玉参观浦东的万国博览大会作为结局，“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种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这些幻想小说基本都是政治小说，作者通过对未来的想象，表达了自己的“中国梦”。

　　五

　　100年后，“西洋景”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唤起想象，因为世界已经成了地球村。上海世博会的各国展馆各尽所能地“炫奇”或者“赛珍”：丹麦馆会出现“小美人鱼”，1913年诞生之后从未远行的“海的女儿”准备漂洋过海，为了避免她患上相思病，展馆里的池水将来自哥本哈根港口；英国馆的外部将有六万只有机玻璃“触须”，闪烁的触须闻风而动；法国馆试图将凡尔赛花园搬到黄浦江畔，打造漂浮于水上的“感性城市”；芬兰馆仿佛一座微型城市岛屿，参观者需要经过一座桥走进这座冰壶式的建筑之中……

　　在地球村时代，上海世博会不能成为深圳“世界之窗”的升级版，满足于一天游遍虚拟的四大洲五大洋。那些成为标志性的世博会，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人类的普遍价值作出贡献。远的不说，以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为例，鉴于此前世博园前赴后继地成为“废墟公园”，汉诺威世博会决心“不建造任何在世博会后无用的东西”，“可持续发展”是汉诺威之梦，也是人类的梦想。日本馆是一座建筑史上规模最大、重量最轻的纸造建筑，墙面和屋顶是半透明的再生纸膜，减少了人工照明，这些建筑原料在世博会结束之后“废物再利用”成为学生课本，仿佛战争“零伤亡”，实现了“零废料”。瑞士馆用37000块新鲜的木材堆成一个八音盒，没有使用钉子、螺栓和黏合剂，世博会结束后化整为零重返故国，五个月的展览期正好是木材的干燥期。世博会使用的高科技垃圾控制系统，使得每位参观者产生的垃圾保持在300到350克的范围内，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正在粉刷临街的建筑，提醒着市民和游客，一场盛大的博览会即将来临。上海世博会将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我们离谜底越来越近。不知道在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中，有没有未来的鲁迅们的身影。(王海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