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师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形式语言

　　《瞭望》：对中国馆印象如何？与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以及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鸟巢”等外国建筑师的设计作品相比，中国建筑师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形式语言？

　　金秋野：世博会一直强调创造性，鼓励技术和人文成就的展示，其实这背后的精神动力是线性史观中的发展期待，认为未来一定会更好。可是眼下，我们已经对这个目标发生怀疑了。现在，一座建筑如果能超越常识、挑战视觉，会受到最大程度的追捧，这也是现代时期的新集体意识，我们都已经被裹挟到了这个西方工业革命时代以来滚滚浪潮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馆本身倒不失为对全球化的发展观、对世博会的内涵、对人们抑制不住的求新欲望等等的一种批评，因为在一片五光十色的梦境当中，它是那么落落不群。它的精神气质，太像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了，尤其是国家传统需要的那种象征性建筑，这里没有任何风花雪月的个人性，也不追求奇趣和机巧，这似乎是国外建筑师很难把握和达到的一种气象。追逐新奇也许并不妥当，但创造力本身乃是人类最伟大的秉性。单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讲，一座面向未来的建筑，可以不时髦，但不能不包含巧思；可以很朴拙，但决不能笨重滞涩。不管是中国馆还是“鸟巢”，都让局内人看到了一种语言缺失的焦虑。

　　夏骏：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举办国的国家馆，中国馆色彩有些抢眼。东道主应该更加安详而富于融合感。中国馆应该有一个更有想象力的外表、更加深刻的背景遐想，而不是一味追求视觉冲击力。我认为，中国馆的设计，与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够，以及设计师本身的文化自信力、超越力不足有关，太在意外形的“抢眼”。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是不需要这样的表达风格的。另外，作为一个将要迎接几千万客流量的建筑，怎样设计能使出入更通畅便捷安全，应该是中国馆首先考虑的主要出发点之一。

　　谷利行：作为一个永久保留馆，中国馆的设计师必须在世博主题需求和永恒价值之间取得平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馆是一个下了功夫的设计作品，并取得了“暂时和永久的平衡”。至于“中国建筑师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形式语言”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个人认为本土设计人士相对而言不容易跳出惯性思考。即便跳出，也会碰到评审等诸多关口。这个“找到”是一个渐变过程，需要业主、设计师、评审员、媒体、社会学家、一般百姓来共同推进。

　　期待“后世博”上海的行动

　　《瞭望》：上海世博会建筑提倡绿色理念，“可持续的”、“低碳的”、“高科技的”，这是为世界城市建设提供的中国智慧，还是说这本来就是未来世界城市建设的方向？中国人与中国的城市是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表达？

　　金秋野：“可持续的”、“低碳的”、“高科技的”都是西方的词汇。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也许确实是可持续的和低碳的，但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全球众口一词开始呼吁环保和节能，大概也不是受到中国智慧的感召。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和西方人近些年的反思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局面已经非常严峻，来日大难近在眼前了。

　　夏骏：中国文化本身是立体多侧面的，再者，几千年来我们是一个农业社会，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城市文明是一个非农业话题，用农业文明的话语体系，同城市化的问题进行交流，并不是完全匹配的。

　　中国文化中有尊重自然的内容，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有自身的特殊性，因为人口多、城市化压力大，就应该更真实地面对在密集的钢筋水泥森林中，如何生活得更美好的主题，这才是需要体现中华智慧的地方，当然也是中国人面对的挑战和创新的焦点所在。

　　谷利行：很难回答的问题。世界的发展大趋势是“融合”，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面临的问题必须共同面对，无关东西方观念和国籍。我很喜欢“城市最佳实践区”展区，她提供的是已经实现的成果。各国城市汇聚一堂，既是同堂竞技的过程，也是一个互相启发、互相影响的过程，相信每个参加城市都会受益。

　　《瞭望》：上海世博会建筑和世博园区对上海城市规划、发展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给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哪些地方还有不足？

　　唐子来：上海世博园区的规模很大，又位于上海中心城区的重要滨水部位。借助世博会作为“触媒”，进行城市再生(urbanregeneration)，同时，还拥有世博会带来的品牌、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环境(特别是大规模的滨水绿地)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无疑会成为上海城市规划和发展的重要极核。

　　谷利行：世博184天会期，只是开启一个通向未来世界的序幕，她所倡导的未来观和解决之道，恰恰是在闭幕后才开始实施。所以，个人更期待世博闭幕后，这些参展者是否在现实生活中贯彻所提出的理念？世博园区内呈现的未来，是否在园区外也得到体现？一句话，我期待“后世博”上海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