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转型是一场革命(2)

　　因为银行是高风险的，所以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制度都是血的经验和教训换来的。

　　所以制度一定是铁的，必须坚决执行；但是制度又是认识的产物，它是落后于实践的，任何制度哪怕是法律，都是落后于不断变化的实践的。此外，制度又是被动的，在被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要想让制度自觉地执行，就要赋予文化，所以我们认为“悟空”就等于文化。招行非常重视自己的文化。

　　我将之作为对中小企业的看法。人们习惯思维中总是对中小企业贷款不放心，所谓“八戒”重重。但是招行认为，可以把中小企业贷款权力下放到每个客户经理身上，他脑子里只要有风险文化意识，他就会自觉把握。相反，通过审贷会层层上报，也不一定有用，因为没有责任。

　　危机感是创新的动力

　　《财经国家周刊》：招行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是深圳特区的“试验品”，那么在新一轮改革当中，招行是否还能继续提供创新和引领？

　　马蔚华：招行应该承担改革引领任务。对中国银行业来说，一般的产品和服务没有问题。这方面和西方的银行差别不是很大，因为世界是平的，信息是透明的。西方能做的这些金融业务，我们也都能做，只不过有些风险很大，比如金融衍生品。那些东西我们可能要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设立了防火墙，不至于再出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改革任务，是中国的银行业怎么提升自己的管理。我们虽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受的损失很小，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我们也很显眼，很多第一，排在前面，但平心而论，我们这三十年发展虽然是翻天覆地，但是金融本身是需要非常扎实的管理基础的，而我们恰在管理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对风险的管理，还是在一个有利率管制的条件下进行，利差还很高，我们还不适应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能够稳健地盈利。所以必须建立这样的管理体制。

　　招行的转型也是这样。过去看客户强调“双优”，不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要优质的。但是现在优质企业都会让你价格下浮，你如果牺牲了定价，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低的不良率。但是一个企业不光是要保持非常优的质量，还要盈利。为了保持过低的不良率，牺牲了盈利，也不是一个好银行。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银行的国际化问题，是你常常强调的。你认为国际化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

　　马蔚华：虽然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的银行业损失很小，但是这也同时说明，中国的银行业国际化程度还很低，没有去过大海里游泳，怎么样迎风斗浪，并且经得起考验，这需要培养。所以，国际化最大的问题是管理，完善管理体系。

　　至于提升管理的路径，有体制上的探索，有方法上的学习，但更重要的是优化管理的理念和思想。对招商银行来说，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追求。因为在中国，银行追求规模和速度，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我们都是“傍大款”，利差收入为主。

　　我想在未来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这些理念都要改变。就比如说风险的观念，银行业本身就是把双刃剑，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收益。关键是怎么样能够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一个最佳的平衡。如何实现在一定风险容忍度内，收益能够最好。这些对中国银行业来说都是新的挑战。所以我们要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人们似乎更为关心改革、创新的激情和动力如何继续。就招行本身而言，前30年创新基因特征明显，那未来如何保证激情和动力不下滑？

　　马蔚华：当你还是两手空空的时候，一无所有，你肯定会充满创新的激情。而当你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以后，再继续创新，动力和激情显然要比以前小一些。因为前一次创新是为了生存，后一次创新才是为了发展。如何让所有人认识到，不创新永远只是个生存层面的低层次问题，这很重要。

　　所以，招行的创新基因也是这样，我们开始不是政府出资建立，也没有政府优惠政策，完全是自谋生存。所以一定要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比别人强，才能生存。

　　也就是说，创新不仅决定生存，也决定发展。作为服务业，客户如果不光顾你，你失去客户也就失去太阳了。世界是平的，也就意味着，你得到优势和你失去优势，之间的时差会越来越短。失去优势是很简单的事。一旦在竞争中不能走在前面，可能很被动。这次金融危急中，很多名声显赫的银行也都一夜倒闭了。

　　所以我总用一种观念教育员工，要有危机感。只要有危机感，创新的激情就不会减弱。危机感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记者 王玉光 张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