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 银行“体改”亟待大手术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曾经“一枝独秀”的中国银行业，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在转变；监管方的资本约束在加强，金融透明化程度在提速，同业竞争已非常激烈。

　　在信贷规模受到控制、资本监管要求加强的背景下，以信贷为主的业务结构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制约已开始显露端倪。

　　在由中国银行业协会发起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0”项目中，参与调查的752位银行家中，有78%的银行家认为以信贷为主的经营模式是银行最需要改进的方面，同时，70%的受访者认为，业务结构转型是所在银行2010年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

　　在过去的一年中，“转型”从一个抽象的词汇向更为具体的实践延伸：国内银行业更加注重客户结构调整，选择能够与自身业务优势相匹配的客户群体；将业务结构从传统的信贷业务转向中间业务和高端零售业务；经营范围从单一的银行业务转向综合性的经营服务；业务空间由城市转向农村和县城。

　　尽管做出诸多努力，但面对外延粗放型的增长模式，银行业仍需要更为深刻、系统的战略调整。成本与收入、风险与效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亟待平衡，低成本消耗、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仍待探索。

　　在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看来，要跨越战略转型中遇到的阻碍和困难，银行体制亟待“大手术”。

　　转型 燃眉之急

　　2003年国内银行业改革启动至今，已八年时间。

　　“2003年以前，国内银行业的管理严格说很不专业，很粗放。”招商银行副行长张光华对《第一财经日报》指出，随着巴塞尔协议的逐步实施和公司治理的逐步完善，中国银行业已经普遍引进了国际先进的银行管理技术、方法和工具，尤其在资本配置等资本管理工具的应用上已经很普遍。

　　而从数据指标上看，2009年末，239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达标银行资产占整个商业银行总资产比例已达100%，这一比例较2005年的75.1%有大幅提升。而目前，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已提高至11.01%。

　　此外，投入产出效率明显改善，五年间，国内14家上市银行成本收入比平均下降3个百分点，盈利水平持续提升，不良贷款率普遍降低。

　　但张光华也坦言，外延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并未根本改变。“经济决定金融，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外延粗放的，银行业也普遍表现为这个特征。”

　　首先是国内银行风险资产的过快增长。2000年~2004年五年间，银行业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7.37%，2005~2009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9.77%。2009年，全国人民币新增贷款9.59万亿，如果按照相关风险权重和11%的资本充足率简单计算，当年消耗的经济资本高达8400亿元，远高于当年整个银行业创造的6684亿元的净利润。

　　风险资产的过快增长对资本内生能力不足的国内银行业提出了挑战，过度依赖外援融资的问题突出。今年，上市银行已经融资和计划融资的规模超过5300亿元，银行面临着资本市场、股东、监管部门等多方面的压力。

　　管理粗放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银行转型的关注点是在业务上转型，但本质上仍是个管理问题。虽然管理水平和素质有很大提升，但总体上仍表现出粗放和不集约化，比如，个性化产品少，降价促销、同质化竞争仍然严重。”张光华说。

　　而在成功应对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年，战略转型在中国银行家心中更为紧迫。农行副行长潘功胜指出，银行业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国内经济虽然保持平稳增长，但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很大。与此同时，大型银行所面临的竞争格局、竞争空间范围、竞争对手以及持续增长能力，均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宏观和微观的监管环境也更趋严格。

　　“银行的收入结构、信贷结构和客户结构怎样调整，银行业在服务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如何优化资产的结构，实现经营转型，有效防控风险，是后危机时代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交行行长牛锡明称。

　　调结构 后危机“良方”

　　“过去五年，国有控股银行在资产结构和收益结构转型方面，效果更加明显。”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指出，有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工、农、中、建、交5家大银行的非信贷资产以及收益在总资产和净收益中的占比，平均已经达到了51%和55%。

　　但张光华认为，从全行业来看，尽管五年来国内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已由原来的不足10%提高到15%左右，但与国际先进银行普遍40%的水平仍有差距。

　　业务结构上，当前国内银行的零售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为20%左右，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37%左右。但由于国内统计规则与口径问题，大量中型企业、大中型企业的小额贷款也被统计在内，因此有关中小企业贷款的数据不是非常翔实和客观。

　　在2009年天量信贷投放中，银行同业疯抢大客户、集中大项目的现象再度抬头，以致监管部门大力推动银团贷款，希望以此化解集中度风险。

　　“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张光华称。

　　“中国银行业的盈利模式当中，信用贷款收益是主要部分，这样一个结构能不能与国际上一些同业抗衡、竞争，值得我们思考。”工行首席风险官魏国雄指出，另一方面，同质化的业务和策略，实际上也加大了银行潜在的集中度风险和系统风险。

　　而在下一个五年，转型将变得更加必要和迫切。詹向阳预计，银行业的利差将会有更大幅度的收窄，净息差可能会收缩到2%以下。金融脱媒也会更加明显，直接融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将形成对银行传统资金中介地位和原有市场份额的巨大冲击和挑战。

　　“国内银行业的业务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风险资产比例偏高、盈利来源单一、资本消耗较大，这就需要我们主动积极地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根据资本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水平不断优化结构。”张光华说。

　　“后危机时代，中国的信贷市场虽然还有发展空间，但单靠信贷支持利润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牛锡明开出的“药方”是，在未来几年保持信贷合理增长的同时，要研究银行的财富管理问题。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向橄榄形的结构演进，成长的富裕阶层，及其对金融服务全方位需求，使代理客户管理金融资产成为可能，财富管理市场将会迅猛发展。而外资银行利用境内外连通优势，已在私人银行方面占据优势。

　　“如果私人银行客户都到外资银行开户办业务，将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产生更大影响。”牛锡明认为，银行应该能够提供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和租赁在内的全面金融的解决方案，以综合化服务吸引私人银行的客户。

　　降耗增效 资本利用新方向

　　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以9.59万亿的新增信贷投放支持经济增长。如果按照相关风险权重和11%的资本充足率简单计算，当年消耗的经济资本高达8400亿元，远高于当年整个银行业创造的净利润。

　　而与此同时，随着新资本协议在国内银行业逐步进入执行阶段，监管部门对于银行资本的“硬约束”态度也显露无遗。

　　2009年下半年，银监会正式下发《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对银行相互持有的次级债务资本工具分年从附属资本中扣减，以提高资本质量。随后，银监会把中小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从原来的8%提高到10%，把大型银行的要求提高到11%，资本监管首次告别一刀切。

　　风险资产的过快增长，加之监管部门资本“硬约束”的政策落地，一时间，国内商业银行资本金纷纷告急，部分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已低于8%的监管红线。而在资本内生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上市银行过度依赖外援融资的问题凸显。2010年，国内上市银行已经融资和公布融资计划的规模已超过5300亿元。

　　面临着来自资本市场、股东以及监管部门的压力，国内银行业开始意识到，“水多了和面，面多了掺水”的资本游戏并不能长久持续。

　　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指出，适度规模扩张对巩固和提升中小股份制银行的竞争地位十分必要，但长期来看，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资本监管予以强化的环境下，适度规模扩张应当成为我们的发展目标。”

　　坚持资本约束下的理性经营，在资本有效性和监管刚性的约束下，以少量资本获取最大效益，成为摆在银行经营管理者面前的重大问题。

　　对此，陈小宪认为，要实现最大化的资本收益，要通过运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风险调整收益的方法，优化经济资本配制，制约风险资产的无限或盲目的扩张，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强化银行各业务条线的观念，构建与国际银行接轨的经济约束机制。

　　而招商银行则提出，以价值为导向、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坚决摒弃简单依靠规模扩张的发展道路，坚持走效益、规模协调发展。同时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坚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量化工具进行管理。

　　最近，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最新的监管改革安排，新的安排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监管标准，并引入了杠杆率指标，完善了流动性和拨备要求。银行监管改革的上述问题将会在11月即将召开的G20首尔峰会进行讨论。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待年底巴塞尔委员会公布资本监管改革最终方案后，银监会将适时出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总体框架和路线图。而国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对国内银行的短期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值得关注。韩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