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经济政策"五宗罪":量化宽松难降高失业率(2)

　　二宗罪：量化宽松失效果。“第二轮量化宽松对美国实体经济几乎没有效果。”巴罗对第二轮量化宽松这样评价。由于短期名义利率为零，量化宽松缺乏乘数效应；由于对经济不景气的预期，人们更愿意把钱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而不是用来投资消费，这就失去了量化宽松的意义。

　　巴罗还是为伯南克辩解了一下。他认为，伯南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包括降低基准利率，花费1.4万亿美元救助AIG、花旗等金融巨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一政策阻止了美国经济可能“自由落体般的崩盘”。

　　三宗罪：失业救济养懒汉。“领取失业救济的最长期限从52周延长到99周，这将使美国失业率增加了1至2个百分点。如果没有延长，现在失业率可能只有8%，而不是9.8%。”巴罗说。

　　他认为延长失业救济是奥巴马的一个重要错误，因为这是一个“养懒汉”的政策，“既然在家待着都有钱拿，何必出去工作”。

　　四宗罪：医疗改革无新意。新医疗改革法案的通过，一直被认为是奥巴马的重要“政绩”。巴罗却认为，这次改革毫无新意，只是增加了美国医疗公共补贴的长期支出。“没有改革，只是许下了更多美好的承诺，就像布什政府在2003年增加美国医疗公共补贴时一样”。

　　五宗罪：救助通用不公平。11月20日，通用汽车成功在纽交所挂牌上市，这被看作奥巴马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典范。然而巴罗认为，通用、克莱斯勒等汽车企业不具备类似金融公司体系性作用，因此根本不需要政府的救助。救助通用，只是把美国纳税人的钱输送给工会，因为工会在总统大选中把选票投给了奥巴马。

　　另外，奥巴马政府实行的新车购置补贴政策，巴罗认为此举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只是把未来的消费提前到现在，并没有增加消费的总量”。

　　对美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让经济恢复正常秩序，要解决这个问题，奥巴马可以采取很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实施减税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美国经济实现真正复苏。解决美国经济问题，是美国对全球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巴罗最后说。(记者 陆益峰 田晓玲)

　　“时间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

　　——专访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教授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教授昨天出现在上海的“外滩金融论坛”上，引起了众多专业人士及各路媒体记者的“追捧”。对专业人士而言，因为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学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将深刻影响很多国家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现实操作，这使他成为一位走下理论神坛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大师。

　　在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这位现年63岁的老教授自信地表示，虽然他的获奖作品——“经济决策的时间一致性”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分别提出于1977年和1982年，但是“时间再次证明了我的理论是正确。”

　　美国：“货币市场没有问题，问题在政府身上”

　　在昨天的论坛上，普雷斯科特发表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这一演讲主题可以看作是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决策的时间一致性”理论以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当今经济环境下的运用。在专访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不会刺激经济复苏，只会引起衰退。”虽然两年内美国政府前后共投入了规模高达一万四千亿美元的资金来刺激经济，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复苏迹象。“我担心美国将会失去10年的增长期，就象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情况。”在他看来，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正在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采取了不鼓励企业扩大生产、阻碍生产力增长的政策。

　　海量资金入市却依然撼动不了高昂的失业率，今天发生在美国的现象正好给30多年前普雷斯科特提出的理论贡献提供了一个完美案例。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而且应该起到稳定经济、保持较低失业率的作用。并且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不可能同时居高。

　　“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当美国政府试图用提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来解决高失业率问题时，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使经济更加恶化，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同时出现的情况。”普雷斯科特回忆说。1977年，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发表《规则胜于相机抉择》论文提出“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指出，当政府宣布针对某短期问题采取解决措施时，个人和公司就会为此调整策略，并据此信息做出新的决定。因此，当面临特定经济形势时，若政府随意制定政策却又不能坚持它所作的承诺的话，就将面临诚信问题，而公众对政策的预期又会反过来影响到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今天美国经济的失败并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决策的失败。”这是普雷斯科特的观点。这种失败首先根植于美国两党轮流坐庄的政党政治体制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和妥协性之中。比如奥巴马政府6日刚抛出的减税方案没能兑现他在选举时为中产阶级永久减税的承诺——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阻扰，最终妥协成了一份“两年期”的临时方案。这种政府承诺的失信和政策的临时性，根据普雷斯科特的理论，将导致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民众预期将来税率会进一步提高，人们自然就会理性地减少投资、减少雇佣，减少技术创新。

　　其次，美国政府一直迎合特殊利益群体的做法也被普雷斯科特认为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一大失败，“为特殊利益集团建立垄断企业的做法，将会对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树立障碍，”普雷斯科特明确指出。但这或许又是一个根植于制度中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在普雷斯科特看来，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步骤不是货币宽松政策，“货币市场没有问题，问题在美国政府自己身上。”

　　中国：好政策的关键是适合中国而不是世界

　　“您的理论模型是基于对美国和西欧等国经济表现的考察和研究，它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呢？”记者向普雷斯科特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时老先生狡黠一笑，大声说“YES”！“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而且中国近年来堪称奇迹的发展速度正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他经济政策的连贯性，”他说。

　　不过，与西方大部分经济学者不同，普雷斯科特似乎并不太赞同“中国模式”这一提法，“当前中国发展的模式其实也是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延续。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所以显得中国模式特别重要。”普雷斯科特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和日本、韩国经历的发展模式很相象，或许可以认为是一种发展模式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功后，又转移到中国，并被中国根据国情进行了改良和调整。

　　作为一名严谨的的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教授总是维护着自己思考的独立性。当记者跟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将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时，他的脸上浮现出颇不以为然的笑容，似乎并不愿意象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那样要把这顶高帽子送给中国。“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因为政府采取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对提高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有利的政策。”普雷斯科特教授语气中把“中国”两个字特别加重，“不仅是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都干得不错，都是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好政策。”

　　但同时，普雷斯科特教授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不可能一直持续。一旦经济增速下降，就有可能保护现有状态，导致改革停滞。因此，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建议，中国市场应该引进更多的竞争，也要推动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此外，作为“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普雷斯科特深信技术发展对推动经济周期向好的作用，因此他希望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更多地开发高科技，学习日本和韩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记者 宋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