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持续“给力” 高速运转谨防过热威胁

　　岁末将至，就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走向、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全球银行业的复苏与发展以及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最新进展等问题，我们邀请了有关专家和学者进行深度对话，对这些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予以梳理和评点，同时对2011年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前瞻，敬请读者关注。

　　主持人：本报记者陶冶

　　特邀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 野村证券亚洲(除日本外)经济部门副主管木下智夫

　　尽管从本世纪初开始，新兴经济体增速反超发达经济体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这一经济格局的变化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才迅速地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形式真正为全世界所认同，即新兴经济体首次取代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在绝大多数地区已走出衰退且二次探底风险渐渐淡出视线的时候，新兴经济体所扮演的发动机角色还将持续多久？连续高速运转又将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为此，两位业界专家与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度对话。

　　主持人：如何定义新兴经济体过去一年以及未来一年在全球复苏中发挥的作用和角色？其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地位还将持续多久？将从哪些方面给发达国家带来驱动作用？其未来增长的内生动力是什么？

　　陈凤英：过去一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扮演的发动机角色有目共睹，事实上，这种牵引作用是二战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也是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的最大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数据，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在2009年是100%，在2010年接近100%，而两年间发达经济体虽有增长但贡献不大。我们认为新兴经济体的这种牵引作用将成为未来常态，明年、后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都不会改变。新兴经济体带给发达国家最大的驱动作用就是它们在全球经济最危险的时刻顶起一片天，否则全球经济会更加糟糕，而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将到来的更晚。

　　新兴经济体未来的火车头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那就是消费需求。眼下，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规模正在扩大，而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进而带动信息化的进程决定了这些国家存在极大的刚性需求，特别是那些消费水平低且大量人口刚刚脱贫的国家潜力尤其巨大。联合国的报告显示，2001年至今，比较各类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其中中低收入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的人均GDP增长最快，其次是最不发达国家(如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孟加拉地区等)。无疑这种趋势仍将继续，而巨大的内部刚性需求将成为此类经济体未来增长的最主要内生动力。

　　木下智夫：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更大作用，尤其体现在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我们预计这种情形在2011年还将持续，其中东盟五国(印尼、巴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将增长5.9%，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将增长4%，拉美地区将增长4.3%，而东欧新兴经济体以及中东、非洲国家预计增长3.8%。虽然上述增长率均低于2010年预期，但需考虑到2010年的高增长率是基于前一年的超低基数计算出来的。我们的核心看法是，未来一年在发达经济体增长预期仍然疲弱的情况下，受益于私人消费需求的大幅上升，新兴经济体仍将维持强劲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其传统经济动力即出口部门增长缓慢，但包括私人消费和投资在内的内部需求将弥补空缺，支持增长。

　　主持人：如何看待新兴经济体目前以及未来一年可能面临的内部风险？各方又将采取怎样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来防范风险？

　　木下智夫：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眼下最主要的增长风险就是通胀。我们预期2011年全亚洲的通胀都会上升，不过总体而言，通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应该处于可控范围。我们担心的是一旦商品价格出现超预期上扬，特别是食品和能源价格的超预期上扬，可能会降低这些经济体(尤其是更低收入经济体)的个人实际收入，从而给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陈凤英：通胀压力的确是新兴经济体目前需要高度防范的风险，事实上很多政府已采取了相应的收紧措施。目前，巴西、印度、新加坡、韩国等都已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反弹过快、内需过旺以及由此带来的较大通胀压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部环境正在为新兴经济体的这种内部风险加薪助燃，由西方经济体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不仅会加剧其内部物价上涨，也会助力资产泡沫膨胀。此外，还会加大新兴经济体应对通胀及资产泡沫风险的政策选择难度，因为经由外部量化宽松政策引导而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将大大冲淡这些国家自己采取的收紧政策。

　　主持人：如何看待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二者是逐渐脱钩还是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存在哪些风险，又意味着何种机遇？

　　木下智夫：我们认为新兴经济体并没有与发达经济体脱钩，而是继续依赖于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只不过前者国内需求的强劲上升正在帮助形成一个再平衡的过程。考虑到这两类经济体依然紧密的相互关系，我们注意到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来自外部的最主要风险就是热钱涌入。种种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资本正在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特别是两类经济体增长速度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资本更乐于涌向新兴经济体是非常自然的趋势。但是新兴经济体过去的经验表明，资本流入激增通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一旦这种流入趋势突然逆转，大量资金撤出就会在新兴经济体的本土形成金融危机。这是后者必须关注的风险，特别是因为预期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当局可能会收紧货币政策，这种资本流动趋势在2011年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陈凤英：我认为目前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正在呈现一种反挂钩的态势，“美国打喷嚏，新兴经济体就感冒”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需要调转过来。也就是说虽然从经济周期的规律上讲，美欧会复苏，但注定不会很强劲，因其缺乏内生动力。现在要研究全球经济，不仅不能只盯欧美，相反应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新兴经济体上。不难看出，到目前为止，复苏较好的发达经济体都是受益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因为后者为它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或者市场潜力。比较显著的例子是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都是新兴经济体内需上升以及资源需求上升的重要受益国。

　　反过来，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这其中既有风险也有机遇。风险主要就是前者通过新一轮量化宽松来转嫁危机，使得大量资金离开发达经济体转向被认为是价值洼地的新兴经济体，给后者带来热钱、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北冷南热这一冰火两重天的状况决定了两类经济体在退出政策上无法一致，同时也会互相牵制。而风险总是与机遇并存，充足的资本如果管理得当也将为高速运转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上等燃油。据联合国的不完全统计，预计2010年有8000亿美元私人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这其中不乏热钱因素，但绝大部分应该是看好新兴经济体发展前景而前来掘金的外国直接投资。

　　主持人：“转型”、“再平衡”已成为后危机时代的关键词，新兴经济体尤其任务艰巨。您如何看待这些国家的转型行动？它们转型初期可能面临的障碍是什么？未来的新兴经济体又需要依赖什么样的优势？

　　陈凤英：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转型已成必然趋势，但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这个过程已经开始。比如，中国“十二五”规划就确定了以“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为主线，强调科学发展观，也就是变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整个亚洲也是如此。对于大多数出口导向国家来说，也许完全依靠内需并不现实，但它们需要寻找新的方向，比如产业升级、发展新能源、发展低碳消费和绿色消费等。因此，转型初期主要的障碍还在于思路的转变，从只注重数量增长转向更注重质量提高，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在某些方面利用外部压力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这或许有助于转型努力的落实。

　　至于转型后的优势，我认为有三方面：首先是劳动力优势仍然存在，只是从原来服务制造业低素质人才转向未来就职服务业的高素质人才；其次是金融业发展潜力巨大，相比于发达经济体这一行业的巅峰已过，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业刚刚起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期；最后是前面提到的内生动力即国内市场。以中国为例，如果13亿人口真正做到为自己打工，那么经济增长空间完全可以想象。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