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治违建事前防控胜事后查处

　　为克服有法不依，有法难依，必须在“依”上做文章，也即是向管理要效率，不让“先违建后治理”成为路径依赖。

　　广州市城管执法局公开了《广州市查处和控制违法建设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征求意见。“办法”包括：违建拒拆可停水停电、不能拆除可没收实物、设计施工单位都要罚、地方领导控违不力要领红黄牌等等。

　　“办法”的出台，对加大整治违建力度是有力的保障。同时，也显示出整治的决心。就媒体从中撷取的闳旨可知，广州将立体化、全方位围剿违法建设，连违建的物管、设计、施工等环节也纳入其中，足见法规网眼之密。

　　像其他许多管理性法规一样，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该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围追堵截，包个严实——公安、环保、建设、文广、卫生、工商、农业、出租屋管理、供水、供电、供气、电信、有线电视部门等都不得为其办理相关许可和提供相关服务——违法建筑泛滥之势将被控制。

　　违法建筑不受法律保护是肯定的，因其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依法拆除也没有争议，但违法建筑物本身仍然是物的一种，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未依法拆除之前，“物”上依然盘附着拥有者的某些权利。在执行没收规定时，必然要在法律上厘清这些权利，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阻力。

　　无论从建筑安全、城市形象还是公共利益方面考量，非法占地、侵占公共用地和绿化用地、非法加层、挖地下室等违建都是不可接受的。当违建成为事实，便会手尾多多，对其拆除虽实属必要，但也增加了社会成本。强拆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说实话动辄千万的违建别墅在铁臂下化为灰烬多少还是让人戚然，更严重的还在于个中道不清之纠结，公权与私权、执法者与违建者、公众与违建者之间。事后查处成本畸高，不免令人心生假设：如果变事后处理为事前防控，不让“孩子”生下来，违建之痛是否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纾缓？

　　事前防控，既表现在管理者的勤政，也包括从源头上降低违建现象的发生。违建的整治，比法规不完善更严重的是管理滞后，翻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便知，国家对违法建筑的处理并非无法可依，如广州的“办法”中“提到的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便赫然见于该法第六十四条。为克服有法不依，有法难依，必须在“依法”上做文章，也即是向管理要效率，不让“先违建后治理”成为路径依赖。

　　事前防控的第二层意思，是从另一角度楔入，城市规划当与城市的发展速度相对接，不让滞后的规划为违建辟留生存的空间，同时完善相关法规、简化相关程序，提高服务效率，让公众在法律许可的框架下办事，而不必冒违建的风险。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相关管理，扭转层层上报，层层把关，多部门审批导致报建程序复杂、周期长，项目审批缓慢，不确定因素多的状况，从源头上减少违建的发生。

　　一个理想的管治模式是：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严格依法办事为前提，理顺公共政策、提高服务效率为辅助，让公众可以预见违法成本，降低守法成本，获得合法收益，久而内化为法治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