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敲诈政府"乱局:专家称过度维权不能定性敲诈(3)

　　拆迁缺资金，向村民借

　　知情人介绍，因财政收入少，马江向银行、向个体户，甚至向被拆迁村民借拆迁款　

　　在宋帝铭看来，贾文7人以上访之名多要补偿款成功后，成了当地拆迁乱象的导火索。

　　其余村民也开始逐个协商拆迁事宜。

　　原本规定2007年9月须完成的拆迁项目，到2009年3月，还没有完成。

　　在拆迁快接近尾声时，出现了大量的口头协议。村民称，当时这现象非常普遍。拆迁之前，村民几乎所有的要求和条件，管理处统统答应，但全是口头上的。

　　44岁的吕明义，是最后搬出前新房村的两户村民之一。他有大房2间，生产房和牛舍共7间。后来王清海上门协商拆迁。“两次就谈成了。”

　　吕明义说，他的房屋评估价4.07万元，王清海承诺，补偿各项费用总共23.83万元，“但这只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协议。”

　　有村民说，当时还出现无房产评估报告、无房村民领到补偿款，有房村民领不到补偿款等乱象。

　　2009年5月10日，当地开始了最后一批拆迁。后新房村村民关艳丽的房子在那天被推倒。虽然拆迁小组承诺给她18.5万元，但在那天，她并未领到钱款。

　　拆迁小组原本承诺在2009年4月24日付清吕明义的23万余元补偿款，但那天，他只拿到了3万元。

　　当时一名参与拆迁的政府人员回忆说，拆迁办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拆迁资金，每次去管理区的财务拿钱，几乎没有一次性付完的例子。“甚至有人向上面领导反映，说没钱拆不了。领导回答，有钱还要你们拆？”

　　据该知情人介绍，当时塞北管理区的财政收入少，拆迁资金都得靠四处求借。他说，马江安排人员，以个人名义、甚至管理处的名义去借钱，向银行贷款、向管理区有能力的个体户借钱。

　　“最后拆迁人员甚至还会向被拆迁村民借钱。”这名知情者说。

　　吕明义的补偿款就被政府借去过。2009年4月，他刚领到3万元，就被拆迁人员借走1万元，用于支付给别的村民。

　　上述知情者说，若实在借不到，就给村民打欠条。最后拆迁工作在历时两年半后完成，“如果不借钱，不要说两年半，就是20年都拆不完。”

　　是否属于敲诈政府？

　　不满补偿的村民贾文被以敲诈罪起诉；专家认为不能把维权或过度维权简单定为“敲诈”　

　　2009年5月，拆迁工作虽然结束，但只承诺给村民的补偿款则没有着落。

　　到了2009年8月，吕明义只获得补偿款3万元，剩下20余万元一直无法领到。8月23日，他和村民一起开始去张家口集体上访。

　　上访虽然引起张家口市政府的重视，但此后的处理方案则出乎吕明义的意料。

　　吕明义没想到马江、王清海会被撤职、判刑，也没想到贾文等村民会被刑事起诉，并且还有5名村民被民事起诉。

　　宋帝铭表示，民事起诉的决定，是塞北管理区管委会的集体决策。起诉的理由是，他们的“所得远远超过房屋本身的价值”。对其民事起诉，为了把不该给村民的钱通过法律渠道要回来。

　　吕明义说，他最不曾想到的是，塞北管理区表示，此前村民获得的承诺无效。补偿方案做了调整，每户村民在原有评估出来的补偿价上略有提高。

　　据吕明义介绍，若单按评估价计算，目前有80余万没有兑现。而现已支付41户村民的钱款又超过评估价124万。“管理区说，把这124万要回来，就可以补上80多万元的窟窿，多出来的40余万，再平均分给所有村民”。

　　记者向塞北管理区核实这一说法，宋帝铭和负责宣传的官员都拒绝回应。

　　除了补偿款，已被取保候审的贾文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罪名”是否成立。

　　贾文的代理人认为，敲诈罪不成立。他说，“贾文是房屋所有权人，有权提出补偿数额的要求，他要求增加补偿款的行为不违法。”

　　此外，代理人认为，上访是公民的权利，信访制度是老百姓申诉冤屈的重要去处和形式，“即便他们实施了上访行为，正常上访也是法律允许的，是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不可能对政府造成恐惧或害怕，更不可能使政府屈服这种压力而交出财物，因为政府掌有公共资源和国家公权力，完全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或疏导群体上访事件，并非只有给钱这一种方法。”

　　律师尹富强也认为，不能把正常的维权，或者过度维权问题简单定性为“敲诈行为”。

　　眼下，贾文和吕明义被拆平的村庄上，塞北的这个现代牧场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一栋栋厂房正拔地而起。

　　吕明义不甘心，他还要继续上访讨说法。他说，“凭什么我的房子现在拆了，曾经的协议就不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