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旬父亲苦寻被骗黑砖窑智障儿 半年未能立案(图) (3)

　　我给你作证去！他就在砖窑上干活

　　在等待记者的时间里，何智民领着可怜兮兮的刘小平，去路边的小馆子吃了碗臊子面。因为害怕“娃会饿”，他又多点了两个馒头。

　　刘小平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所有东西之后，高兴地告诉何智民，自己“几个月没吃过这么好的面了”。他甚至坚持要把身上的6角钱塞给老汉。在何老汉拒绝后，刘小平站起身来一拍桌子：“走，我给你作证去！何文就在砖窑上干活。”

　　等到记者到达之后，因为还没有联系到刘小平的家人，这位记者和警察在刘小平的带领下，来到了他曾经做过工的一个砖窑。而何智民则骑着自己的小“三摩”，跟在两辆小轿车的后面也进去了。

　　他希望这一回，自己真的能找到儿子。

　　刘小平的描述和现场的情况完全一致，他还认出了自己曾经住过的“中间第三个房子”，因为门口有一条大狼狗。他记得，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就是双手被铁链捆住，锁在那里面的一张钢板床上，工头“老方”也是在这里，随手抄起块砖头就砸向自己的脑袋。

　　但窑里的工人们却说，何文的确来过这里，但是7月份的时候，老方领着手底下所有人都已经走了。

　　砖厂的老板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这个“老方”的确曾带着4个智障工人来这里干活，不过他当时向自己解释说，这都是“自家亲戚”。

　　这位老板以前私下里告诉过找上门来的何智民，旺季的时候，“这里曾经有11个娃”，当时砖头的销量好，刚烧好的砖，还没冷却，工头就会强迫工人们从窑里往外搬，很多人的双手因此被烫得伤痕累累。而现在到了淡季，砖头卖不了那么多了，也要不了那么多工人，工头就会“把娃卖出去”，一个人卖一两千元。

　　“把人当牲口一样卖！”何老汉愤愤地说。

　　直到傍晚的时候离开砖窑，何智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他本来希望刘小平能再想起些什么，可这个满身疮疤的年轻人已经不记得其他的事情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砖厂的。他只记得自己坐上了一辆小车，随后又被丢到了路边。有人猜测，他是因为丧失了劳动能力才被扔出来的。

　　在那之后，他们去了高陵县公安局。随后，刘小威也从西安赶过来，接走了哥哥。在离开之前，刘小威转过身，向何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管谁家的娃，找到了心里就是安慰

　　何智民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半个月前的事情，他回忆起来也会讲得颠三倒四。讲话被打断时，他会突然想不起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

　　“年纪大了，脑子不灵了。”晚辈们总会这样笑着逗他。

　　可关于儿子何文的事情他记得很多。他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重复着，自己的这个儿子挺“文”的，不是个厉害人。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儿子高大、有力气，头脑清楚，做事爽利，在家的时候会开四轮车、会帮哥哥装车，还能记住家里的电话号码，“就跟好人一个样”。

　　再小一些的时候，何文在周围是出了名的机灵。大媳妇儿嫁进来那会儿，全村人都叫他“金丝猴”。他会帮家里干农活、翻麦子，而且“头脑灵得很”。何老汉最记得，有一次去粮站收粮，对方在秤上做手脚，自己还没发现，这个儿子却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还记得何文喜欢下象棋、打麻将，甚至有一次，因为领着一伙人在家里玩得太久，被何老汉怒气冲冲地掀了桌子。何文还喜欢看电视，就在失踪前不久，他用四处帮人干活挣来的工钱，给自己的小房间添了一台21寸的电视机。

　　“其实他当时本来有机会当兵的。”讲到高兴的时候，何老汉兴冲冲地讲了一句。但很快，他眼中的神色又黯淡下去：“可惜被人顶掉了。在那之后，他受了刺激，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没事讲这些干啥！”大儿子何安康在一旁打断了他。

　　何老汉自己也不愿意回想那些年的事情。他觉得，即便是现在这样子，儿子依旧“长得排场”，也爱干净，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前一年，家里甚至差点给他说成了媳妇，可惜对方答应了，何文自己却“眼光太高”，看不上别人。

　　为了寻找儿子，这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憨直老汉开始学着要多动两下脑筋。他把孙子的复读机放在随身的包里，每次进砖窑找儿子之前，他都会用自己粗硬的手指按下那个小小的录音键，希望能在那一盘盘的旧磁带里，“留下些证据”。

　　他甚至还想过带着相机去偷拍，不过转念再一想，又怕对方发现了，“对我儿不利”。

　　在这次的事情之后，何老汉的照片被登在了《华商报》的头版上。那一天，在何老汉卖菜的市场里，这份报纸卖得特别快。每个菜贩子见了他都笑呵呵地问：“听说你把娃找到了？”

　　“没找到。”何智民也乐呵呵地笑着，“不过给人家把娃找到了。”

　　他努力安慰自己，“刘小平这孩子命大”，算是被救出来了。更何况，“不管谁家的娃，找到了心里就是安慰”。

　　报上也登了他的电话号码。当天一早，他一下子接到了五六十个来电。很多是陌生人打过来安慰他，一个延安的报纸投递员在电话里粗声粗气地对他说：“老何啊，你放心，大家都在帮你找儿子！”

　　但他也接到了另一种电话。有人在电话里告诉他，“何文就在我旁边出砖呢，给钱就放人。”而赎金的价格，从1000元、2000元一路上涨，到了中午，一个人在电话里竟然开价10万元。

　　何智民不止一次想过报警，可无论是镇上的派出所还是县市的公安局，或者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因为“不属于自己的辖区”，反正半年过去了，他连立案都没成功过。

　　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骑着自己没有顶棚的三轮摩托车，穿梭在县城间的小路上。“人家不管，我们自己还是要找嘛。”

　　他偶尔也会担心，儿子会不会像刘小平那样被打得伤痕累累，或者会不会已经“不在”了。可大多数时候，这个固执的老人根本“管不了这些”。

　　“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要找回来。别的我都不会想。”12月25日，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何智民用浓重的关中口音一字一句地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可一转过身，这个父亲马上又陷入了自责的情绪里：“这娃，是我大意了。”

　　在寒冬冰冷的空气里，他努力地计划着，等到儿子找回来，先给他做上一盘他最爱吃的饺子。在那之后，给他说个媳妇，成个家，然后每天都让他跟着自己卖菜，让自己一手管着，“再也不让他离开”。 本报记者 付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