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失留下失败国家 他们为什么要移民？(图)(2)

　　众多“婆婆”令我没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产的，很多人都认为，政府部门是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的。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每每为了一个项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协调时，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国，企业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业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钱的企业，几乎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来拿点利益。

　　我被政府机关“骚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几年前。我在本地所辖的县开发了一个项目，由于房子没有卖完，现金流不充裕，就和当地的税务部门签订了“以房抵税”协议。后来，该税务部门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搞了所谓的“公开拍卖”，以我们协议约定价格的一半，将房子卖给了内部职工。房子卖掉了，但是税款出现缺口，怎么办？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而且还伴有高额的滞纳金。这件事情前后折腾了一年半，最后虽然解决了，但公司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法律角度讲，我是可以起诉这个税务部门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认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从那以后，我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可以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最要命的是，当办事的公务员错了，宁愿用另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也不会承认错误，吃亏的只能是企业。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产项目，由于这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来帮助协调和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即便如此，审批过程还是困难重重。哪个部门都能过来检查一下。如果真的仅仅是检查也没什么，可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很多机关都是站在部门角度看问题，我稍微招待不好，就会影响企业运转。

　　现在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其中需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对付来自监管部门的“骚扰”。整天无意义的吃喝玩乐拿，让我身心疲惫。

　　中国监管企业的部门太多了。我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听朋友说，在国外做公司要轻松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关系，税也少，全凭能力，我太向往这样的环境了。

　　教育体制让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个让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我女儿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时候上的是公立幼儿园，每天在幼儿园门口，都紧紧抓住我的方向盘，一边大哭一边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让我直到十几年后还记忆犹新。

　　不愿去是因为害怕，在幼儿园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不说不笑不玩，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幼儿园老师也不管她，我都担心女儿会从此抑郁了。

　　好在一个月后，幼儿园来了一位新老师，每天抱着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个集体中。

　　后来女儿上了小学和中学，我对教育体制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我女儿性格憨厚，不够聪明，我们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乐一些。但学校和老师会逼着学，令她压力很大。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很多学生在上课时，实际上已经在课外班先学了一遍，课堂上，老师会讲得飞快，那些没上课外班的孩子根本听不懂。小学时，我没送我女儿上任何课外班，这在家长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到了中学就不行了，不送课外班的话，她和别人的差距太大。每天孩子奔波于各个课外班之间，家长跟着接送，也无比忙碌。

　　我从很多渠道了解到，国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过既然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扎实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毕业再移民，到国外读大学。起码她在国外读大学时，中国的基础教育可以让她不必为了学习太痛苦，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身边很多和我一样做企业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些危机感了。

　　也不断有人问我，“你在国内的事业已经做了这么大，能说走就走吗？”我的确没有想好我移民以后，国内的事业该怎么处理，但是，我要移民的是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李连杰、巩俐……新加坡成中国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标。

　　争夺精英人才：新加坡魅力何在？

　　在吸引优秀人才来狮城定居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着力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叶明发自新加坡 2008年11月，巩俐在新加坡宏茂桥一个民众俱乐部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之后，李连杰在新加坡购置豪宅的新闻见诸报端。由于当地法律规定，只有本国公民才可购买带永久地契的独立式住宅，所以媒体推测李连杰已成为新加坡公民。而今年初在新加坡生下女儿的赵薇，也被爆出已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

　　对于影视明星纷纷移民海外，并选择加入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很多人至今仍感到纳闷。尤其对于巩俐、李连杰这样的国际巨星，想去哪儿不是易如反掌？他们为何看上新加坡？

　　成功人士的家园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一个首映礼上，李连杰向媒体透露他入籍新加坡的原因：“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后来在国内也住了几年，之前还去过澳大利亚和瑞士，但最后落户新加坡，只是想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一个他们能接受中英文文化教育的地方，一个我可以去做事又不用担心他们的地方。”

　　比李连杰更早移民狮城的量子基金前合伙人、美国传奇投资大师罗杰斯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其实，若单纯为了学习双语，新加坡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单就繁荣和舒适而言，新加坡也未必会超过上海、北京或香港。这里市场相对狭小、商业环境成熟，并不是一个寻求“暴发”的好地方。但一位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告诉我，新加坡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却是上海或其他中国城市所不能比的。“如果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么新加坡就是成功人士的理想家园。赚钱可以去‘乐园’，但家庭和子女却始终是需要安顿在‘家园’里的。”

　　政府着力控制贫富差距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控制贫富差距，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同时不遗余力地打造了独特的“劳、资、政”三方的和谐关系。新加坡职工总会秘书长，长期以来都由内阁的资深部长担任，任何关于员工薪金与福利，包括对公积金政策的调整，政府都会主动寻求职总和全国雇主联合会的意见。

　　新加坡社会安定的另一基石，是其对“居者有其屋”的完美实现。无法想像，人口密集、国土狭小的新加坡，竟是世界上国民拥有房产比例最高的国家。而“居者有其屋”政策成功的关键，是政府设立“建屋局”统一为国民规划、设计、建造“组屋”，满足了绝大多数国民的住房需求。

　　目前，住政府组屋的人口占新加坡国民近85%。房价被控制在合理水平，连最低收入阶层都能拥有住房。新加坡文史学者韩山元说：有人以为新加坡社会稳定、治安良好是靠严刑峻法，但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居者有其屋”。

　　社会公平“不玩虚的”

　　新加坡是一个强调公平的社会。比如巩俐宣誓入籍，她在民众俱乐部与100多位新公民一起出席宣誓仪式，从国会议员手上接过公民身份证，期间没有受到丝毫的特殊待遇。

　　有人说，新加坡人喜欢“投诉”。这种类似于国内“上访”的行为，在新加坡很常见。这里的部长都必须是民选的国会议员，而所有议员每周须定期接见选民。所以在新加坡，想把什么问题直接投诉到部长那里，并非什么难事。而投诉渠道的畅通无疑导致了可投诉事件的减少。求见议员的案例中，反而以寻求帮助者居多了。

　　新加坡并非没有超级富豪。但新加坡的制度保证所有人的收入都必须是可以摊在阳光下的。这里不允许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所以很多人对官员的高薪不表异议，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所有收入都放在台面上，是受到监督和认可的，那么高薪本身并不会造成不公平。

　　而新加坡的成功商人，也大都秉持了移民先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这里的富商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林清如就曾谈到：社会记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而是因为你做了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