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行高管:不宜重新界定中国发展中国家性质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海外出现了中国不应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针对这一热点，新华社记者近日专访了摩根大通、美银美林、瑞银集团、高盛集团和巴克莱银行5家主要国际投资银行的中国业务负责人或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在采访中，这些行业专家的共识是：重新界定中国“发展中国家”性质还为时过早。中国虽经济成就显著，但更应着眼长远，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莫为虚名遮望眼

　　摩根大通亚洲区投资银行副主席兼中国投行首席执行官方方认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这是中国多年改革开放、艰苦积累的结果。但无论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资源保有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产业结构差距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重要的在于民众可支配收入、消费能力，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改善民生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实际具备的能力和财力。这是一个国家真正实力的表现”，方方说。

　　在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刘二飞看来，经济总量提升固然可喜，但中国更应保持清醒头脑。“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

　　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4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百名之外，位于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之后，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这是刘二飞给出的注解。他还提到温家宝总理曾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有13亿人口，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

　　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则认为，GDP排名升至全球第二，对中国而言并不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人口数量是日本的约10倍，而人均GDP远低于日本。”她认为，中国目前在增长基础、发展布局、社会成熟度、保障体系、创新能力和贸易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说明中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事实。从历史和全球看，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共性

　　“我们业界人士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标准不能看经济总量，这一点没有异议”，高盛亚洲中国经济学家乔红的观点也非常明确。她指出，从人均财富、增长基础、保障体系、创新能力等多个经济细项指标考察，中国除了在贸易开放度方面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之外，其他指标都在“发展中国家”的范畴内。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不断上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正在增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均GDP水平依然很低，经济发展面临很多挑战，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巴克莱银行中国经济学家常健接受专访时如是说。

　　战胜危机赢声誉

　　对于中国的经济成就，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各位国际投行人士给予了高度评价。

　　“事实是最好的判定，中国的做法可圈可点”，摩根大通的方方在谈到中国政府应对金融的政策举措时这样说。他认为，在全球经济极其动荡的状态下，中国经济仍然能够实现较快增长，这和中国政府的决心和执行力密不可分。

　　美林的刘二飞则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危机期间显示出了较强的宏观和区域经济调控能力，采取了比西方更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很多政策立竿见影。尤其是中国政府在集中和分配全国财力，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方面具有很强能力和优势。“这一现象引起西方的反思，不少西方国家政府有时决策效率偏低，而在危机面前，不决策就是最大的失误。”

　　高盛的乔红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高盛分析团队的普遍观点是中国政府应对危机，调控经济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比任何国家看得都要早，执行得都要快，力度都要大，是全球的典范。”她认为，中国出台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相当部分投向基建等领域是非常明智的，因为投资基建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明显。

　　乔红补充说，中国过去是全球的制造业大国，以“输出”产品为主，现在则逐渐加大“吸力”，对外部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对总体需求不振的世界经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而且，现在中国的进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以往的原材料和初级品，还有包括机械和电子产品在内的大量资本品以及消费品。

　　“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及时、务实、有侧重点和针对性的。这些措施使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巴克莱银行的常健这样总结。

　　而在瑞银的汪涛看来，“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有目共睹，成绩得到普遍认可。进入后危机时代，决策层对形势的判断也比较准确。”不过，她也谈到，中国政府应该克服战胜危机产生的麻痹心理，关注全球和本国经济产生的结构性变化，适时作出政策调整。

　　　风物长宜放眼量

　　接受采访的投行人士普遍认为，鉴于危机带来的冲击和经验教训，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的日益提升，中国应更关注各类风险，推动结构性改革，谋求长远发展之道。

　　乔红指出，短期看，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在于需求可能下行。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经济处在长期的“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欧洲方面财政压力较明显，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提供缓冲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长期看，中国如何解决人口红利因素下降、高储蓄以及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等都是重大课题。

　　不过，乔红认为，中国政府在政策上仍有很大空间，比如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比超过30%，而发达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在15%，中国生产效率的提升仍有很大空间。

　　巴克莱的常健也谈到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她说，虽然中国经济对外依赖性在过去几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近来欧美经济复苏出现反复，中国的外需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中长期看，中国除面临结构性改革问题外，还将面临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劳工荒，这一趋势将逐渐从沿海传递到内陆，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经济。

　　刘二飞则从5个方面谈及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的经济风险。其一，世界经济复苏脆弱，外围形势严峻，中国出口或反复；其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房地产泡沫风险的管理十分复杂和困难；其三，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潜在和难以预估的风险；其四，中国经济如何兼顾速度和质量，效率与公平，会令调控当局陷入两难局面；其五，如何处理好通胀管理、房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怎么办？必须继续推进改革，继续对外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根本还是要靠改革。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刘二飞这样说。

　　方方则认为，中国经济短期面临复杂局面，一方面全球外围市场增长不振，另一方面国内通胀苗头也在不断出现。“我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清醒的看法，要对内对外同时进行判断，坚持既定政策路线。”

　　瑞银的汪涛则认为，中国决策层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等思路是明智之举，及早关注这些长期深层次问题，有利于中国经济避免落入所谓的“拉美陷阱”。拉美不少国家在人均GDP进入5000-6000美元阶段后，出现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问题突出等现象。

　　她谈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通过强调解放生产力，解决了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重大转变。但是，进入当下，中国的各层管理者在注重GDP数据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将就业、环保和民众满意度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这将更有利于中国的长久发展。(新华社记者谢鹏 何柳 乔继红 傅云威 何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