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中的欧洲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然

　　发于2022.8.15总第10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乌克兰危机升级五个多月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正不断失去“朋友”。当地时间8月5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了外界对于马克龙和普京两个多月未曾通话的担忧，指责法国“不是友好国家”，双方领导人交谈“不是时候”。与此同时，欧盟内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量正试图左右马克龙的决策方向。在他的“密友”德拉吉黯然离任意大利总理后，最有希望执政的意大利右翼抨击马克龙对俄政策过于“敌对”；但另一边，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领导人持续批评马克龙寻求和普京通话“毫无意义”。

　　距离巴黎一千公里外的柏林，德国总理朔尔茨面临相似但不同的烦恼：由于“技术原因”，俄罗斯向德国的天然气供应到7月底已减少到去年同期的20%。朔尔茨不得不考虑延长三个原本计划在年内关闭的核电站的寿命，以应对必然到来的能源危机。受此影响，近半数德国民众希望政府对俄妥协。但8月6日，乌克兰政府高层再次指责朔尔茨拖延对乌援助，要求柏林运来更多军事物资……

　　五个多月前，马克龙、朔尔茨和欧盟领导人站在一起，追随美国启动对俄制裁，以应对2月24日俄军在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那时，从政策界到民间，很少有人看到今天的结局。知名专栏作家、世界银行前董事莫伊塞斯·奈姆当时认为，欧洲终于“发现自己是一个超级大国”，欧盟官员们则声称找到了介入地缘政治的“欧洲方案”，民调也显示，超过七成的欧盟民众支持团结一致的政策。

　　但进入下半年，俄乌冲突升级带来的“次生灾害”逐渐在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蔓延。虽然欧元区19国第二季度维持了0.7%的增长率，但显示各国工商界人士对未来经济预期的工业信心指数自2月以来连续下跌，到7月底已降至一年半以来的最低点。三分之二以上的制造业受调查者抱怨，“全面衰退”的担忧弥漫整个大陆。欧盟委员会预测称，全面切断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将让今年欧盟的经济增长下降2.5个百分点。

　　这种背景下，先是马克龙在法国议会选举中失利，紧接着德拉吉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先后因内部危机辞职，一场又一场“政治地震”接踵而至。原欧盟高级官员皮埃尔·维蒙认为，欧洲各国已因对俄乌问题的立场不同而分裂为三个阵营，每个阵营内部又面临不同的撕裂和不信任危机。如今，整个欧洲已经没有共识建设者和桥梁人物。过去十余年，这个角色一直由上一位德国总理默克尔扮演。2012年，欧盟因将欧洲“从战争大陆转变为和平大陆”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十年后，当俄乌冲突升级打破了“和平大陆”的神话，欧洲的未来又在何方？作为欧洲两大国的领导人，马克龙和朔尔茨都不被视为默克尔的有力接班者，但他们必须联手为欧洲找到出路。

　　桥梁的断裂

　　凡尔赛宫的战役厅画廊，陈列着反映欧洲1500年来历次历史转折的油画。这些画中，莫斯科时而是巴黎的盟友，时而又被视为敌人。

　　3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凡尔赛宫举行会晤，特意选择这个画廊作为新闻发布会场所，并首次宣告欧洲在俄乌冲突升级后已经迎来“转折点”。不过，对于俄罗斯“是敌是友”，凡尔赛峰会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从2月底俄乌局势升级开始，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六次交谈。5月28日的最后一次通话中，马克龙和朔尔茨共同指责俄军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的问题，克里姆林宫随后将德、法列为“不受欢迎的国家”。直到6月16日，马克龙、朔尔茨和德拉吉共同访问基辅，人们最终确定欧洲领导者们选择将莫斯科视为“敌方”。

　　转变并不容易做出。自五年前在演讲中首提“欧洲主权”以来，马克龙一直将俄罗斯视为构建未来欧洲秩序的合作伙伴。2019年，他与莫斯科重启有关欧洲新安全秩序的谈判，并宣称美国领导的代表“旧军事同盟”体系的北约已经“脑死亡”。德国总理朔尔茨则是该观念的坚定支持者。今年2月14日，朔尔茨在俄乌冲突升级前最后一次到访莫斯科，依然强调“没有俄罗斯的欧洲是不完整的”。

　　外界多认为，朔尔茨和马克龙频繁往返于西欧和莫斯科之间，是想争取接过默克尔2021年退休后遗留的特殊角色，即成为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他们却在当下最需要‘桥梁’的时刻放弃了这种选择，让不能被西方世界信任的埃尔多安在俄乌之间扮演了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角色。”加拿大约克大学比较政治学荣休教授勒迪克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

　　马克龙和朔尔茨为何“半途而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和莫斯科决裂，和他的内政转向发生在同一时段。6月19日，马克龙领导的前进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去了绝对多数席位。此后，他不断与左翼政党组成的最大在野阵营磋商，最终在7月底“扳回一城”，说服议会多数支持拨出200亿欧元用于增加养老金、提高社会福利的“通胀应对方案”，从而使得修订后的2022年度政府预算案顺利得到批准。

　　考虑到马克龙在上一个任期内放松劳工保护、削减公共福利的“亲商”政策取向，“青蛙”一词频频被媒体提起。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曾形容马克龙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像睡莲上的青蛙一样从一个信仰跳到另一个信仰”。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洲研究中心教授列维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分析马克龙的转变，要从其个人执政风格说起。马克龙一直希望成为名垂青史的改革者和救赎者，“认为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相信法国需要自己，不愿听从意见”。

　　因而，马克龙在首个任期之初就敢于削减失业救济金、改革养老金制度，最终酿成“黄背心危机”。但此后他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政策，强制推动疫苗接种和社交疏离，大规模资助濒临破产的法国企业，让法国在欧洲国家中较早从新冠疫情中复苏。而在对外政策上，马克龙一直想成为“默克尔第二”。美国《政客》杂志指出，他对自己的说服能力“过于自信”，并“天真地认为自己能对俄罗斯领导人施加影响”。

　　列维指出，马克龙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已经显示出，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他愿意舍弃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而采取强硬的实用政策。“现实主义的一面超越了自由主义政客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他的治理”。因而，当失去了对原有路线的信心，他能迅速并坚定地转变方向。

　　6月在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清晰记录了马克龙对成为“桥梁”失去信心的过程。在爱丽舍宫跟拍了五个月的记者呈现了诸多因素：马克龙无法使用俄语或德语同普京交谈，因而他们的对话事实上并非“闭门”，总统的助手们总是听着免提的通话内容并随时向马克龙传递纸条。此外，马克龙政府的“自由主义班底”对与普京通话似乎并不感冒。

　　显然，当普京表示和马克龙“互相信任”时，他指的并不是和默克尔那样的对话：默克尔会说俄语，曾在德国从事克格勃工作的普京会说德语，两人在会晤时都曾使用对方的语言。默克尔和她的团队在社会主义东德长大，熟悉德国和俄罗斯在历史、移民和能源问题上的微妙关系。

　　如今，随着法国通货膨胀率超过4.5%，能源批发价格在一年内上涨100%，马克龙已经使用了冻结天然气价格、限制电价涨幅、提供油价补贴等一系列“对自由主义而言非同寻常的政策”。一些分析认为，马克龙将以更灵活的方式带领法国和欧洲从当前的危机中脱困。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选择重启和莫斯科的接触。

　　美欧的失衡

　　今年2月以来，德国总理朔尔茨得到了和马克龙相似的嘲讽。

　　2月27日，朔尔茨在俄乌冲突升级三天后就在联邦议院发表紧急讲话，确认德国将在安全领域增加投入。波恩大学教授、美国前驻德国大使宾得纳格尔指出，朔尔茨巧妙地抓住了德国社会最初的惶恐时机，“发起了一场革命”，试图颠覆德国几十年以来“不介入地缘政治”“不领导欧洲安全事务”“不参与欧洲战略决策”的既定政策。但此后，朔尔茨在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上小心翼翼，“每增加一定程度的军事介入，都仔细权衡”，直到5月才正式确认德国外交、安全政策进入“新时期”。

　　以谨小慎微著称的朔尔茨和马克龙面临的情况不同。曾出任德国驻俄罗斯大使的资深外交官吕迪格尔指出，由于“不堪的战争历史”，“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回避“战略讨论”。默克尔执政期内，柏林因而无法正式回应马克龙不断抛出的“欧洲战略自主”橄榄枝，而是处于“既支持欧洲一体化深化，又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扭曲姿态。默克尔和朔尔茨的执政联盟多次试图推动涉及安全合作的局部政策调整，都因为内部分歧不了了之。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杰克逊·琼斯指出，默克尔时期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事实上的领导者，德国无法再拒绝领导责任。德国前总统高克幕僚长布罗克霍夫则指出，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综合性对抗”体现出地缘政治斗争渗透到安全、经济、供应链、大数据等现代生活的每个领域，德国已经到了必须介入这种战略竞争的新时期。

　　俄乌冲突升级一个月后，德国执政联盟的议员们提出了一个笼统的战略性构想：“有能力的防御性联盟”。华盛顿的分析人士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就是马克龙所提“欧洲主权”的改头换面。但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科尔霍宁认为，“有能力的防御性联盟”展现出了欧洲人在失去和平和“无法自卫”后难能可贵的冷静。这个构想并不简单地归咎莫斯科，而是找到无法构建起外部、内部两重基本安全保障的根源。

　　俄乌冲突升级后，欧盟高级代表博雷尔最先公开表示，欧洲在处理这场危机时并没有“真正参与”。欧洲国际事务委员会报告也指出，虽然“西方世界”对俄统一立场，但事实上“是美元和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使制裁如此‘有效’”；在军事领域，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超过了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总和；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议程中，又是华盛顿通过出售先进战机换取了对北欧“充满疑虑”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支持。

　　但是，美国并未让欧洲重回和平，却迫使欧盟紧跟美国的制裁方向，落入欧元兑美元跌至并可能跌破平价的“被收割”局面。另一方面，德国为增强自主安全新增的1000亿欧元军费，首要项目是向美国购买F-35战机以替换德军原本列装的欧洲战斗机，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建设自主军力的可能。

　　为何会形成美国单边主义加剧的局面？美国资深外交官杰瑞米·夏皮罗将之归因于美欧之间“失去平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时，欧盟经济体量为16.2万亿美元，略大于美国。但现在，美国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欧盟却下降到15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国军费开支增至近8000亿美元，同期欧盟27国及英国的军费总额却降至3000亿美元以下。美国在新国防技术上的支出因而达到所有欧盟成员国总和的七倍多，让欧洲在需要扩张军备、购买先进技术时别无选择。

　　经济规模差距的拉大还导致欧元-美元关系失衡。最近20年来，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份额始终维持在88%上下，欧元的份额则从十年前39%的巅峰跌至32%。夏皮罗指出，美国从持续的货币持续主导地位中获利，从而获得了单独实施和扩大金融制裁的能力，“无需和任何人的合作”，因而忽视了对欧元和欧元区经济的损害。

　　美欧之间的过度失衡也加剧了大西洋两岸的不信任氛围。科尔霍宁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美国和欧洲之间造成了深刻的分歧，此后奥巴马政府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自2010年以来，欧盟-美国峰会甚至连每年举行一次做不到。美国政治民粹化愈演愈烈，奥巴马的继任者特朗普将欧盟视为“不公平的竞争对手”，导致现在六成的共和党人对欧盟持负面评价。

　　强调“美国归来”的拜登政府并未真正修复这种关系，而是继续采取单边行动，然后向欧洲施压要求“服从”。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库斯·凯姆指出，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华盛顿多次与莫斯科举行有关欧洲秩序和乌克兰问题的双边会晤，并单方面对莫斯科发出警告，然后通过北约、欧盟峰会将这些单边决策“正式化、多边化”，最终成为俄乌冲突失控的诱因之一。

　　自欧盟高级代表博雷尔之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3月以来多次表示，欧洲应积极介入地缘政治。在爱丽舍宫，马克龙意识到这让自己的“欧洲战略自主”重新焕发了生机。加拿大约克大学比较政治学荣休教授勒迪克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一个最直观的变化是，两次在总统选举中挑战马克龙的极右翼领导人勒庞，过去总与民族主义、反欧盟议程联系在一起。但在今年4月的选举中，勒庞有意放弃了这些议题。“她已经意识到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法国政府很快重新包装了“欧洲战略自主”：一方面强调未来的“战略自主”并非替代北约，而是完全兼容，以避免华盛顿的反对；一方面更多地用“欧洲主权”“防御性联盟”的说法替换“战略自主”，以强调“法国方案”是为了欧洲的共同目标，而非为了强化巴黎的领导权。不过，推动战略构想，马克龙需要和朔尔茨携手，而后者仍在等待时机。

　　“权力的语言”

　　“如果真能阻止战争，我愿意穿三层毛衣，在冬天洗冷水澡。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德国国家广播电台2022年7月的一档节目中，一位普通市民说。英国《金融时报》称，这番话值得欧洲的决策者们深思。

　　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常任研究员伊万·克拉斯特夫认为，冷战结束后，欧洲政坛普遍认为通过经济合作就足以和俄罗斯、美国一起构建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因而，与美国的“有力”介入不同，欧洲内部对危机的协调、应对机制在俄乌战争中表现得非常羸弱。一位研究制裁问题的欧洲学者则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虽然目前实施的六套制裁方案多年来就在“政策篮子”中备用，但应对俄罗斯反制的“反胁迫机制”却从未在欧盟层面建立。

　　这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还透露，欧洲政策界原以为对俄制裁造成的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只会出现短暂的经济收缩，而欧洲央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足以应对这种短期困难”。但当能源危机等因素将欧洲的通胀率推向接近美国水平的高位时，欧盟却没有美联储那样手段充分、能凭借强力控制局面的中央银行。各国在能源转型上缺乏协调同步，进一步影响了欧洲在应对危机上的政策一致性。

　　他进一步指出，在制裁上统一立场，是为了展现出尽管欧洲各国的经济水平参差不齐，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重大战略利益问题上采取统一行动。如今，德国、意大利等国在对俄能源制裁上开始有所摇摆，而坚定推动能源脱钩的波兰等国又可能因此背离欧盟原有的脱碳、去核进程，暴露出欧洲在应对危机、共同行动时的深层分歧和矛盾。

　　正是这样的现实困境，让朔尔茨等到了德国社会的转变。德国基尔大学安全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塞尔·迪尔苏斯介绍，一开始，许多德国人很难接受“德国提供的武器可以用来杀死俄罗斯人”的想法，并相信“与援助反坦克武器相比，严重经济后果的威胁会给俄罗斯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俄罗斯卢布在危机升级后两周内下挫50%，更加深了这种认知。

　　但随着六轮制裁都未能影响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民意的变化最终推动德国在4月26日宣布批准军事援助升级。随后，朔尔茨正式提出“新时期”概念，呼应马克龙的“转折点”，同意调整“整个战后秩序”。

　　随着俄乌之间进入消耗战，在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尼古拉斯·布歇看来，乌克兰危机很难在2024年之前完全结束，而美国共和党有较高概率能赢得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大选，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亚太转向”因而可能进一步加强，欧洲很可能成为“彻底失去外部保障的战争大陆”，“布鲁塞尔不能不意识到，未来和过去将非常相像”。

　　西班牙资深外交官洛佩斯·阿兰达认为，在此背景下，重提“欧洲主权”有了新的内涵，所谓“有能力的防御性联盟”实际上是指“欧洲能以跨政府的方式在国防、贸易、工业等领域充分动员”。德国执政联盟议员布兰特纳指出，新构想的根本目标是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欧盟不只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还是一个知道如何利用其优势来维护其利益的地缘政治参与者。欧盟高级代表博雷尔则更是直白地说，欧盟应该开始讲“权力的语言”。

　　路线的分歧

　　7月20日，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在参议院对他的信任投票中落败。作为欧盟第三大国的领导人，德拉吉在任内力挺欧洲一体化，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始终和巴黎、柏林保持一致。他的离任则意味着，即使德国和法国做好了重新界定“欧洲主权”的准备，欧洲其他国家的想法不一定如此。事实上，在整个欧洲内部，这样的裂痕与分歧一直存在。

　　在德法两国的新战略设想中，实现“有能力的防御联盟”，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从寻求与俄罗斯构建伙伴关系变为将乌克兰打造为“新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区；二是协同增强防御能力，而非各自进行军备竞赛或依赖并不可靠的美国“安全保证”；三是在欧洲层面上构建财政能力和经贸政策。总体而言，则是要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加强欧洲的整体能力建设。

　　然而，在安全领域，德法面临的是欧洲其他国家几乎一致的反对声。3月，凡尔赛峰会未就此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的一个关键，是统一对欧洲各国的防务和军工能力进行标准化、一体化改造，即达成早在2017年就提出的“永久结构化合作(PESCO)”。为了促成合作，欧盟委员会甚至提出“用疫苗分配的方式”协调各国的军备库补充工作，并对参与“国防能力联盟”的国家采购、运营、维护武器的全流程免税，欧洲投资银行亦将增加对区域内联合采购的资金支持。但目前，欧洲在这一关键的防务合作上并无实际进展。在欧盟 2021~2027 年预算谈判期间，该项目资金甚至一度被大幅削减。

　　这些方案为何陷入尴尬处境？原因在民调中就可以找到。虽然欧洲民众对“欧洲”概念的整体支持度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有所提高，但具体到军费问题上，只有波兰、德国、瑞典和芬兰四国民众对增加军费开支的支持率过半。而即使是在受战火威胁最严重的“前线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超过50%的选民认为政府现在过于关注战争而忽视了其他更紧迫的资金需要。

　　这其实代表了危机升级前欧洲社会的普遍认知。今年1月，欧洲国际关系委员会对12个欧盟成员国进行的民调显示，除靠近乌克兰的波兰外，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各国受访者中，多数都认为本国没有必要用军事手段“保卫乌克兰”，且如果冒经济衰退的风险，同俄罗斯全面对抗是不值得的。

　　如今，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德国民众中49%的人支持尽快结束战争，即使是以乌克兰让步为代价，该比例仅次于意大利，且持这种观点的选民在中右翼和中左翼主流政党的支持者中均占据了多数。欧洲防务局原局长尼克·惠特尼指出，欧洲安全的问题不是钱，而是“对抗国家惰性”，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多数欧盟国家并不愿意跳脱出美国的“安全保证”，从而在协调欧洲防务合作上投入精力。

　　“直到现在，多数欧洲人依然相信，发生战争是意外的特殊事件，所以‘增强防务’只是一个短期的、随时会分崩离析的目标，而非长期有效的共同目标。”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科尔霍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担心，有关欧洲军事和安全合作的种种新构想，最终仍会和过去30年一样，形成多种多样的供成员国自愿加入的“合作框架”，然后因为缺乏普遍支持而不了了之。

　　在经济领域，欧洲各方正讨论参考新冠复苏基金，建立欧盟团结基金，以应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后遗症”，尤其是欧洲的能源危机和经贸冲击。就中期计划而言，欧盟欲建立针对国际和地区局势骤变的应变机制。这可能包括独立的经济安全办公室，不仅储备制裁和“反胁迫”政策工具，还需要在动荡局势下定期举行“推演”，找出并优化共同市场供应链的薄弱环节，未雨绸缪。

　　最后，从长远考量，欧盟希望建立永久性的“欧盟财政能力”，从而能根据欧洲利益确定财政优先事项，而非“国家利益的汇总”，并强化“布鲁塞尔效应”，即让欧洲规则成为全球规则。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马克·伦纳德指出，近年来欧洲曾有追求和“志同道合者”构建局部规则的思想，但俄乌冲突升级以及全面对俄制裁，昭示了经济、贸易、技术各领域的全球规则都处于变动期，如果欧盟继续满足于“小圈子”行事，将被大国的规则竞争所挤压。

　　然而，这些具体议程事实上很难得到“节俭联盟”和中东欧受冲击较大的国家的支持。英国脱欧后，以荷兰为首的部分西欧中型发达国家组成“新汉萨同盟”“节俭四国”等联盟，以捍卫低国债政策，与德法构想中的巨额基金、共同债务相抗衡，维护本国利益。正是在这些国家阻挠下，此前的新冠复苏基金和共同债务分担被定性为“一次性”政策。如果欧盟迅速重复使用这一政策工具，将诱发旷日持久的辩论。

　　中东欧和南欧国家的立场则正好相反。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声音认为，对于中东欧等临近俄罗斯的地区来说，俄乌冲突升级带来的冲击远大于其他欧洲国家。如波兰是欧盟内最依赖煤炭的国家，其70%以上的能源来自煤炭；对俄制裁使得波兰失去了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获取，但也意味着关闭煤矿和燃煤电厂面临更大的经济风险。此外，就收容乌克兰难民等社会成本而言，波兰也是中东欧国家承担得最多的国家。

　　而且在中东欧，俄乌战争后，新一轮“欧洲怀疑主义”在相关地区蔓延。迄今为止，匈牙利的生活水平仍然仅为邻国奥地利的一半，而罗马尼亚耗费14年时间，国内生产总值(GDP)才恢复到1989年时的水平，并仍然处于欧盟底部。科尔霍宁指出，巨大的经济差距让中东欧国家的右翼政党将布鲁塞尔视为“莫斯科第二”，认定欧盟和德法忽视了边缘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即使来自布鲁塞尔的政策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也会被视为欧洲大国对小国的主权侵犯。”

　　在西班牙资深外交官洛佩兹·阿兰达看来，对每一个具体的欧洲人来说，“欧洲”和“国家”是可选的两种方案：如果“欧洲方案”不能解决问题，人们自然会回头转向“国家方案”。乌克兰危机是国家层面无法解决的问题，这让欧洲一时聚焦于“欧洲”。但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没有明确结果，欧洲内部的路线分歧就会越大，“欧洲方案”的吸引力也就会越来越低。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3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