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上看，去工业化才是美国经济的长期取向。在尝到了通过资本增值来做大经济蛋糕的甜头后，重新回归到依靠劳动力和资源、能源带动经济增长，这一思路本身也许并不符合产业演进的逻辑。

　　从历史经验中也可以发现，一个产业链条中价值含量、增值能力最低的往往便是制造和加工环节。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回报，对服务的加强、对技术研发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行业标准的制定，才是一国控制产业制高点的主要手段。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多年，大量的美国公司将生产部门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却往往将核心研发部门(R&D)留在美国总部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产业链条逐渐走向高端的趋势也许可以迎来更多的资本回报，但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产业升级之后，低端链条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则不可避免。因此，通过暂时的制造业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许正是美国政府走出经济泥淖、甩掉高失业率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再工业化”的思路，则可以视作政府获取支持率这一利益诉求的体现。

　　从政治诉求的角度，“再工业化”的宣传是政府为了维持民众对经济恢复的信心而注射的一剂强心针。刘元春认为，美国民主党对工会的支持和对中低阶层选民的依靠是“再工业化”理念的政治背景。

　　奥巴马政府承诺的5年内对外出口翻番、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无论能否真正实现，最起码可以让被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不断打击的民众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这一平衡，对维持选民对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1月即将展开的美国中期选举，是造成“再工业化”理念发酵的一个短期因素。为争取地方选民的支持，使得不少国会议员支持美国“再工业化”的诉求，同时这也促使他们以“再工业化”、加强制造业出口为缘由，就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屡屡发难。

　　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工业形态？

　　更悲观的观点则认为，西方政府在“再工业化”方面，并没有什么“可为”的地方，充其量是个美好的愿望。即使美国政府希望将“再工业化”提上打造国力的战略高度，也缺乏可以倚仗的现实基础。

　　有分析人士指出，重启传统制造业并不是美国此次“再工业化”的主旨，一套新的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才是真正的趋势。通过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带动投资，引领全球资本再度聚首美国，是一个新的工业形态再造的过程。

　　对此，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对《环球》记者表示，新的工业形态的再造从长期看也许会成为全球众多国家的大势。但此次发达国家所提及的重振制造业，以及加强出口的主要领域，将集中在高端IT行业、精密仪器制造、机电行业、大飞机等等。

　　刘元春则指出，一套低能、环保同时又拥有高效率产出的全新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从目前看，缺乏技术层面的支撑，这也是美国“再工业化”将很难免俗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提出了新能源、新材料等经济概念，而且随着经济增速的起伏会出现波段性的热潮。”刘元春说。但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出现如个人电脑，或者互联网一样可以让工业生产和人的生活都随之“更新换代”的技术。

　　IT技术从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到最后进入个人终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演进。“最早同样是政府出资并组织人力物力做小规模的研发、试验，就像现在的新能源、低碳技术一样。”刘元春进一步表示。因此，在他看来，可以怀着一个美好的憧憬去期待新工业体系的到来，但却不宜用这一视角去理解美欧正在推行的“再工业化”理念。

　　从中短期来看，对低碳技术、新能源的宣传和强调，可以更多理解地为国际关系中对话语主动权的争夺，甚至是为争夺更多市场份额、采取贸易保护埋下潜台词。

　　中国的工业化思路

　　美欧在渲染着自身回归传统的同时，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理由，建议中国应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对此，刘元春表示，中国东部地区的外向型出口经济已经发展多年，目前应该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在劳动力优势、成本价格优势已经越来越弱的局面下，技术、品牌的强化，是未来东部制造类企业的出路。

　　李迅雷则指出，中国对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不应受美国政策的干扰。由于两个经济体根本不处于同一个阶段，因此类比只能给自身带来麻烦。“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不应该进行产业升级，或者是不加强扩大内需的政策力度。但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工业化方兴未艾，工业化怎么走，跟美国对工业化的取舍没有关系。”李迅雷说。

　　他表示，通过过去30年制造业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决了“衣食”的问题，下一步将进入解决“住行”问题的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将是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因此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产品升级的过程中，出口型经济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也将非常明显。

　　对此，王庆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应该进行结构调整，但是在很多欠发达地区，依靠投资拉动、同时依靠成本优势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仍然是一条重要的思路。

　　而刘煜辉则认为，在美欧经济体提出“再工业化”的情况下，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泡沫现象更加堪忧，其调整与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同样重要。“我们现在需要设想的一种情况是，如果美国、欧洲等经济体确实通过制造业的提振拉动了经济恢复增长，那么未来将出现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局面。”刘煜辉表示。

　　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充斥着一定量的国际游资。如果美国经济回暖，这些资金寻找到更好的投资或者投机途径，它们从中国市场的撤离将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较大的负面作用。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从现在开始，对诸如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泡沫采取更有强力的抑制措施。(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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