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松建设和解，但并不意味着我与日本政府和解了。”——中国劳工邵义诚

　　10月28日晚10时，邵义诚从日本回到家中。走进屋内，他立即拿出与日方签署的和解书向家人们展示。老人说着说着，老泪横流。

　　为了这份声明，他等待了整整16年。这16年来的伤心、等待、不解、愤慨……一切难以言表。

　　告慰屈死异乡的同胞亡灵

　　两个月前，日本东京芝公园23号，在一块约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6830双中式布鞋一一摆放，伴随着低沉的乐曲，人们默默哀悼二战期间屈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邵义诚老人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旁人的搀扶下，弯腰，下蹲，用手指用力抠了一撮泥土，口中楠楠有词：“老兄弟们，给你们送鞋来了，穿着上路吧……”

　　尽管这份迟来的和解协议充满争议，但老人依然激动不已，因为这不仅让他沉冤昭雪外，而且也是对那三百多名客死他乡的同胞的告慰。用他的话说是“活人为死人办成了一件事。”

　　10月26日，站在安野发电厂，这个自己曾被奴役过的伤心地，他的思绪也被垃回到了1944年的7月。

　　那年，年仅16岁的邵义诚正去青岛进货，不料中途遭日本人绑架，他被强掳到了日本广岛，给西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他回忆说，当时一个狭小空间的房子要挤进上百号人，宿舍、食堂、厕所都连在一块，空气污浊，地面潮湿。在日本监工24小时的监视下，中国劳工备受折磨，有的被折磨到双目失明，双腿溃烂。“如果生病，不仅食物会减半，甚至还免不了一顿毒打。”

　　邵义诚一字一顿，他感慨自己“运气好”，最后能活着回来。而他早一年被抓走的父亲，却再也没有了音信。据了解，当年安野作业所的300多中国劳工，如今在世的仅剩19人。

　　和解条款逐字力争

　　邵义诚走上对日索赔之路始于1993年。当时，一家日本民间组织打来电话找，表示愿意支持他进行索赔。由此，5年后的1月15日，邵义诚等5位原告在日本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据邵义诚回忆，当时收到诉状的那位日本法官简单翻阅诉状后，诧异地瞪大了眼睛，盯住他们冷冷地说：“你们回去等消息吧。”

　　2002年，在第18次开庭时，邵义诚领到了败诉判决书，“当时真是气愤”。一审败诉后，原来的日本代理律师退出了，但后来一位叫新美隆的日本律师又主动找到老人，答应给予法律援助。在中日友好人士的帮助下，邵义诚再次提起上诉，2004年二审胜诉。

　　这次前所未有的胜诉，瞬间成为当时中日舆论的关注焦点。但西松公司不服地方法院判决，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以“个人没有索赔权”，宣判邵义诚败诉。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无疑关闭了法律诉讼的大门。

　　当得知这个消息后，邵义诚一怒之下，跑到西松公司总部门口怒吼：“过去你们欺负我们，现在还是没改啊。”但西松公司门口的保安立即架住了他，年过八旬的老人甚至连公司大门都未跨入半步。

　　此次和解正是因为有了如上马拉松式的诉讼，才最后达成的。

　　与邵义诚同行的日语翻译修刚告诉本报记者，尽管终审判决败诉，但判决书末尾的一段附言给和解提供了依据：“鉴于本案受害人蒙受了巨大的精神与肉体的痛苦，……法院希望包括上诉人(编者注：西松建设)在内的相关各方作出努力，以补救本案受害人。”

　　日本支援团体正是抓住了这句话，不断与西松公司“抗争”。事情在今年4月出现了转机。西松公司主动与中方联络，希望和解。双方在商谈了4个多月后最终达成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友好人士以及旅日华侨的反复交涉下，10月，西松公司最终在和解条款中将“救济”改为“补偿”，并附加上了“深刻的谢罪”的措辞。

　　不表示与日本政府和解

　　此次和解案中，日本“中国劳工西松建设裁判支援会”秘书长川原洋子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现年59岁的她，曾是西松公司的一名员工。于1992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与中国劳工受害者的后人结缘，从此她就一直关注中国劳工的对日索赔案。

　　“日本政府和企业应该正视历史，负起应负的责任。”川原洋子的汉语尽管不太流利，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次和解会给其他日本企业造成不小的压力。”她告诉本报记者说。

　　参与此案的华工问题专家刘宝辰教授表示，当年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约4万人，这次和解对解决其他劳工的索赔问题提供了先例和参照。

　　作为受害人，邵义诚则坚定地表示：“与西松公司和解，但并不意味着我与日本政府和解了。”而他接下来要做的，则是继续寻找当年的工友遗属。“毕竟，360人的名册中目前只找到120人。”老人眼中饱含泪水地说着。（《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